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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应该表现和发扬科学的统一性和关联性。
设立国立研究院的法律报告人多努宣告：“这是个能使科学与艺术永远接近，并将它们置于进步与实利互相作用之下的制度，其结果之佳是不可估量的。”
共和四年雾月3日（1795年10月25日）关于公共教育组织的重大法律把以上各方面的创举汇成一体：小学、中心学校、专科学校和国立研究院。
但是反动势力又有加强。
继义务之后，免费也被取消。
国家只向小学教师提供住宅，其报酬则由学生负担。
督政府继承了这项法律。
它努力发展中心学校，使之在1796—1802年间得到很大发展。
但是1802年，波拿巴把蓬勃发展的中心学校取消了。
由于国家无钱到处开办小学和培养必要的教师，私立的非世俗学校便发展起来。
不过它们均被置于市政当局的监督之下。
根据共和五年雨月17日（1798年2月5日）督政府的法令，“这种监督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因为必须制止大量私立学校教师向学生灌输的有害原则四处蔓延”
。
4.贵族对有产者国家的归顺
通过把一切有产者（资产阶级和前贵族）纳入纳税人的范围内，民族的社会基础在雾月政变前夕逐渐走向稳定。
内战和恐怖曾一度把为数众多的流亡者和反抗派教士排除在民族统一之外。
从督政府末期开始，他们重新回到民族范围之内。
流亡者队伍里感情的变化有助于贵族归顺新的民族。
他们因坚持传统的价值观念、名誉观或阶级的自私心而离开法国。
他们曾长期轻蔑地对待“民族”
和“祖国”
这些字眼。
但是他们通过流亡生活的艰辛开始重新学习认识法国，对这个不再有“我的宗教和我的国王”
而是有“土地与祖先”
的新祖国产生感情。
流亡时间愈长，对故土的怀念和遗憾就愈加强烈。
流亡者被没收了地产，他们现在发现了地产的感情价值。
名誉观以及对国王个人的忠诚让位于对从孩提时代起的温柔和伤感的怀念。
巴黎成为国际城市，而流亡者发现了失去祖国的敏感现实。
这个新主题在“忧伤和遗憾”
中得到充分表现，在流亡者中迅速扩展，并为夏托布里昂《甜蜜的回忆》揭开了序幕。
《基督教之真谛》的作者1802年写道：“为了描绘人们在远离祖国的地方感受到的这种精神上的颓丧，一般人说：这个人患了思乡病。
这是一种真正的病症，只有回归祖国才能治愈。”
同时，贵族的政治归顺在土地所有制基础上也在作准备。
前制宪议会议员穆尼埃认为，产业应成为新秩序的支撑点。
从1795年起他就观察到，“现在大多数法国人所渴望的，除了恢复秩序以外，就是休息、个人安全和尊重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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