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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方面的必要性：革命的成功要求摧毁旧秩序，必要时可以用非法和暴力的手段。
1792年11月5日，为回答吉伦特党人卢韦的进攻，罗伯斯庇尔谈到8月10日起义和推翻国王，他问道：“公民们，难道你们要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吗？”
……“逮捕不合法吗？难道需要拿着刑法来评价救国所必需的预防措施？……我们非法地砸烂了那些招摇撞骗，辱骂自由的御用文人的笔杆子，这有什么可指责的？……我们解除了那些可疑公民的武装这有什么可指责的？……指责我们在商讨救国大计的议会中把革命公认的敌人赶走吗？……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非法的，就像革命、国王下台、攻占巴士底狱一样非法，就像自由本身一样非法。”
在正常时期，法律是捍卫人权和公民权的，罗伯斯庇尔毫不掩饰终止合法的保障会带来的危险，但他仍坦率地肯定革命暴力的必要性，“难道暴力只是用来保护犯罪的吗？”
道德方面的必要性：世上有一种革命的伦理。
共和二年雨月17日（1794年2月6日），罗伯斯庇尔向国民公会作了题为《关于指导国民公会的政治道德原则》的报告。
正因为使用革命暴力会引起一些过火行为，所以罗伯斯庇尔提出用美德、即公民道德来加以纠正。
“这种美德不是别的，而是热爱祖国及其法律”
。
私人生活不规范，它就不能实现。
在共和二年芽月26日（1794年4月15日）的报告里，圣茹斯特描绘了一个革命者的形象：他应该是坚定不移的，“但他又明晓事理，勤俭节约，朴实真诚，是一切谎言、宽容和徇私行为的不可调和的敌人……革命者应该是一位善良、廉洁的英雄”
。
社会方面的必要性：共和二年风月8日（1794年2月26日），圣茹斯特声称：“事物的力量可能会把我们引向未曾预料到的结局。”
所谓事物的力量，指的是革命逻辑的必然结果，即保卫国家和保卫革命紧密相连的迫切需要。
他更加明确指出：“请设想，假如国内关系（即社会关系）发展到与政府形式背道而驰的地步，一个帝国还能继续存在吗？”
圣茹斯特在这里强调了必要的协调法则：仅仅夺取政权是不够的，还必须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实行革命的变革。
“将革命半途而废无异于自掘坟墓。”
这一预见直到我们20世纪下半叶还在悲剧性地显示出来。
热月的反动，通货膨胀与共和三年（1794—1795年）可怕的冬季里群众难以名状的苦难，牧月的人民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镇压，使得革命实践家和理论家巴贝夫的思想最终形成。
他在《人民的保民官报》第34期（共和四年雾月15日—1795年11月6日）里作了正确的解释。
“什么是一般的政治革命？尤其什么是法国大革命？它是贵族与平民，富人与穷人之间一场公开的战争……当大多数人的生活极其艰难，再也无法忍受时，通常就要爆发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起义。”
法国大革命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场阶级斗争。
但是这场富人和穷人的战争不仅仅存在于战争爆发之时。
“它是长期不断的，当政府使一些人攫取一切，使另一些—无所有时，战争就开始了……但是战争一旦爆发，它就激烈地展开，双方都用尽一切手段来取胜。”
共和四年霜月9日（1795年11月30日）发表在《人民的保民：官报》上的《平民宣言》表达得更加清楚。
革命停顿了就要后—退。
法国大革命不顾一切反对和障碍，直至热月9日一直是向前推进的，此后它就后退了。
但愿人民在希望中觉醒。
“但愿他们推翻所有这些古老和野蛮的制度，代之以合乎自然和永恒的正义的制度”
。
人民只有经过彻底的动**才能解除苦难。
有良知的人都会宣扬内战。
“在内战中，以刽子手为一方，以手无寸铁的受害者为另一方，有什么内战比这更令人愤慨？……双方都能进行自卫的内战难道不是更好吗？”
《宣言》以这个预言性的号召结束（哪一场革命没有预言？）：“让我们再重复一遍：所有的苦难都到了极点，它们不能再继续恶化了，只有通过彻底的动**才能改变！
让一切都混同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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