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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一个时代是不闹得乌烟瘴气的，和嘉靖以来的严嵩、魏忠贤两个时代比较，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而已。
假如真有截然不同之处，那我们可学陈邦彦的说法：嘉隆以前，社会尚指斥贪污为不道德；嘉隆以后，则社会且指斥不贪污为无能。
这一社会风气的变化，是值得今日的士大夫思之重思之的。
这一种社会风气的产生，我在上文曾指出由于那时代人的人生哲学，从读书到发财成一自然的体系。
此外还有两种社会环境，第一是寒士登第举债，第二是明代官俸之薄。
寒士得科名的一天，同时也是开始负债的一天，吴应箕说：
士始一窭人子耳。
一列贤书，即有报赏宴饮之费，衣服舆马之需，于是不得不假贷戚友，干谒有司，假贷则期报以异日，谒见则先丧其在我。
黠者因之而交通之径熟，圆巧之习成。
拙者债日益重，气日益卑，盖未仕而所根柢于仕者已如此矣。
及登甲榜，费且数倍，债亦如之。
彼仕者即无言营立家私，但以前此之属债给于民，能堪之乎？13
甚至一入仕途，债家即随之赴任，京债之累，使官吏不至贪污不可。
陶奭龄尝慨乎言之：
今寒士一旦登第，诸凡舆马仆从饮食衣服之类，即欲与膏粱华腴之家争为盛丽，秋毫皆出债家。
谒选之后，债家即随之而至，非盗窃帑藏，朘削闾阎，何以偿之？14
反之，官吏而不贪污，不法外弄钱，那就非狼狈万状不可。
周顺昌在做官后被债主所逼，向他的亲戚诉苦说：
读来札知诸亲友之索债者，填门盈户，甚至有怒面相訾者……做秀才时艰苦备历，反能以馆谷怡二人，当大事……今以滥叨之故，做一不干净人，五年宦游，不能还诸债主，官之累人也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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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农业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体的，一人出仕，不但父母、妻妾、子女靠他养活，提高了生活的水准，甚至母族、妻族、媳族、婿族、乡里、年谊都要一窝蜂涌来，打抽丰，求关节，真所谓“鸡犬同升”
，教这人如何能不贪污？
次之，假如明代官俸如唐宋之优赡，那还可对付。
可是，恰巧相反，明代官俸之薄，可说是历史上所仅见的。
宣宗时名臣杨士奇记：
宣德四年（1429），吏有遭笞者，捃都御史顾佐之过，谓受皂隶赂放归。
上密以示杨士奇，士奇曰所诉之事，诚有非诬，盖今朝臣月俸止给米一石，薪炭驺咸资于皂，不得不遣半归，使备所用。
皂亦皆乐得归耕，实官皂两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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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记宣德时一朝官惨剧云：
正统元年（1436）副都御史吴讷言：洪武年间京官俸全支，后因营造减省，遂为例。
近小官多不能赡。
如广西道御史刘准，由进士授官，月支俸米一石五斗，不能养其母妻子女，贷同道御史王裕等、刑部主事廖谟等俸米三十余石，去年病死，竟负无还。
乞下建议增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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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时曹泰指出官吏之贪，由于俸薄，奏请增俸，事竟不行：
正统六年（1441）二月戊辰，巡按山西监察御史曹泰奏：今在内诸司文臣，去家远仕，妻子随行，然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三石，禄薄者一石二石而已，其所折钞，急不得济，九载之间，仰事俯畜之费具，道路往来之费，亲故问遗之需，满罢闲居之用，其禄不赡，则不免移其所守，此所以陷于罪者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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