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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汉学研究》和新竹《清华学报》惠允收入曾刊行在该两刊的拙文，本书中有些文章的题目更是在与一些刊物（特别是《历史研究》）的编辑讨论中确定的，在此也要对他们深表谢意！
我这几年能够比较专一地修业问学，有较多时间从事研究，与我所供职的四川大学历史系各位领导的支持和优容有直接的关系。
个人生性直鲁，且因少小失学，修养极差，平日对领导时有不敬。
虽非有意为之，仍愿借此向他们致歉。
今日大陆任何一个系领导最重的责任大约就是所谓“创收”
，敝系领导也难脱此重责。
但他们在耽误了大量自身专业研究时间的同时，却能尽量为愿意投身研究的部属提供尽可能多的时间和其他方便，身受其益的我对此非常感佩！
中国传统主张“父母在，不远游”
，可是我自十六岁以来，就或被动或主动离家远出，其间虽有约十年居住在同一城市，也只是在周末返家请安而已；二三十年来每次随侍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最长也不过数月（就是在这些时候，其实至今也还是收受父母的关怀，并未真正做到侍奉二字）。
这大概是今日推促“竞争”
的西化世风使然，父母也一直理解支持，但对个人来说，实是最大的遗憾。
同时，由于十年内乱期间失学十余年，与我同龄者多争分夺秒，希望能“挽回”
一些逝去的年华。
这些年来，内子一直包办家务（朋辈每说我除薪水外多享受民国读书人的“待遇”
，故对民国士人心态多一层“了解的同情”
。
这虽然是开玩笑，却也说明内子对家事的贡献之大），这当然也就意味着她放缓一些自己业务上的长进。
我心里非常明白，多年来能够专心问学，家人都有所付出，就连小儿也让出一些本应和父亲一起玩耍的时间。
这里的种种甘苦，的确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
1998年4月28日于四川大学桃林村
[1]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1页，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87。
[2]这个术语借用自E.A.Kracke，Jr.，“Soy:gewithinTraditioernQuarterly，14:4（Aug.1955），pp.479-488.
[3]罗荣渠：《论美国与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输入中国》，载《近代史研究》，1986年2期，78页。
[4]胡适：《非留学篇》，原刊1914年的《留美学生季报》第3期，收入周质平编：《胡适早年文存》，352～371页，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5。
[5]即使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虽然也确实结合了一些中国文化因素，但以孙本人常用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
来概括其主义，即可见其渊源之一斑。
[6]钱穆：《中国思想史》，175页，香港，新亚书院，1962。
[7]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96～97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庄士敦致莫理循，1913年10月9日，见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尼·莫理循书信集》，下册，235～236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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