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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一般塾师的待遇并不太好。
刘氏曾遇到一个业商失败而任塾师者，所教童子五六人，每人送束脩千六百文，“一年所得不满十千钱，糊口亦不够，何能养家乎?”
稍好者，一年所得“除却饮食杂费”
，还可“落二十余千钱”
。
此类人考虑的，已不再是糊口，但仍“所入不敌所出”
。
[7]刘氏自己的收入待遇，要好得多。
他的东家“家资数十万，家中并无一吸鸦片烟者，且极勤俭”
，待刘氏颇厚，供馔食之外，束脩还有银一百两（据其日记，每两至少合千钱），并曾主动增加到一百二十两，但因未事先对他言明，结果刘氏以为有轻视意，“坚辞不受”
。
[8]
以求馆或求好馆为目的之读书人，其用心自然主要不在“传道”
之上。
但对身处晚清的刘氏而言，圣道之不传，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威胁和冲击。
还在废科举之前，读书已不如以前那么被看重。
本来读书为仕进之正途，而学校也就是官吏培养之地。
刘大鹏指出：“书院为作育人才之地”
，而此中养成的人才，是为了“贡之朝廷之上，为舟楫、为盐梅；上者致君为尧舜之君，下则使民为尧舜之民”
。
[9]但部分因为清代可以通过捐纳得功名，仕进之途已多元化。
靠捐纳得来的功名虽不被视为正途且只能补低级官职，对许多未中进士的中下层儒生来说，低级官职也正是他们所期望者。
同时，随着清代统治时期的延伸，先前各科已得功名却未能补实缺的士人积累渐多，入仕之路已比从前要拥挤得多了。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整个社会的心态也在发生转变，商人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明显上升（这或者与刘氏所居在太谷商业区有关，此情形在多大程度上与其他地区有可比性，尚待考证）。
还在改革科举之前，弃儒就商已渐成风气。
刘氏发现：“近来吾乡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
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弃儒而就商者。”
原因即在于“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
。
当然，经商也非人人可为，如前所述，也有读书人经商不成功又回过来任塾师者。
但总的来说是“为商者十八九，读书者十一二”
。
而且已出现了读书无用论：“余见读书之士，往往羡慕商人，以为吾等读书，皆穷困无聊，不能得志以行其道，每至归咎读书。”
这恐怕多少与其乡“务农者十之一，造纸者十之九”
有关。
故不仅“视读书甚轻”
，根本就“视农事甚轻”
。
[10]传统社会的“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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