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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自有内在联系。
商人地位的上升,政府提倡也起了相当的作用。
晚清政府在因西潮冲击而产生的“商战”
意识推动下,大力发展商务。
中央成立了商部(后改农工商部),各省及地方也遵命成立商会。
一般商人也都认识到“国家郑重商务”
。
但同时山西很多商人也发现,商务不仅未得到振兴,而且减色,商家“多困惫之情形,将有不可支撑之势。
此何以故?商利微末,而加抽厘税日增月盛,靡所底止也。”
[11]这当然只是问题的一面,大的方向还是商人和商务都呈上升趋势。
与商人地位上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士人地位的明显降低。
光绪初年,太原已出现商人凌侮乡民和轻视士人之事。
到1896年7月,榆次县一孝廉被县衙门的门丁“大侮”
,引起“阖邑读书者大怒”
,直告到省。
士人地位降低也与他们中一些人的自尊不足有关。
既然不少读书人以教书为终生计,他们“区区方寸,只求个好馆地”
,自然不可能在东家面前摆架子。
这些人“以东家有钱,非惟不嫌东家不致敬、不有礼,而反谄媚东家”
。
读书人既然不能自重,要东家敬重当然就不那么容易了。
刘氏注意到“近来教书之人往往被人轻视……作东家者遂以欺侮西席为应分”
的现象。
这后一点的本质,刘氏看得很清楚:许多人请先生教子弟,“亦是作为浮事,何尝郑重其事”
。
[12]换言之,过去商人虽富而一般仍敬重读书人及其所代表的仕进之途,如今这些富人请教书先生部分或不过是摆摆样子,大约也有点不得不为之以维持“政治正确”
之意;但他们从内心到表面都已不很敬重读书人,也并不真想让其子弟走读书仕进之路了(从轻官重商的角度看,这也可算是商人独立意识的表现)。
据刘氏的观察,重商轻学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应童生试的人数日减。
从1898年起,“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
(清代科举是预定各地录取人数,然后据此扩大数十倍为考生额数)。
以太原县为例,光绪三年(1877)应童生试者百数十人,次年则八十余人,“自是而后,屡年递减”
,光绪二十二年(1896)45人,比上年少十余人。
四十人左右的数目约保持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光绪二十六年(1900)则只有二十人,光绪二十八年(1902)23人,到废科举的前一年即光绪三十年(1904),考童生者仅18人。
[13]与此同时,应会试的人数则呈上升之势,[14]说明以前各科余下的举人为数尚不少。
高层次应试人数多而低层次应试人数少,正体现了读书仕进这条路是新近一二十年间才开始衰落的。
故科举废除之前,四民社会的维持已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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