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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此之时，四民失业者多。
士为四民之首，现在穷困者十之七八。
故凡聪慧子弟悉为商贾，不令读书。
古今来读书为人生第一要务，乃视为畏途，人情风俗，不知迁流伊与胡底耳！”
[15]一两千年来传统社会从耕读到政教的路已不太走得通，而且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不取。
这一社会变迁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必然导致四民社会的难以为继。
同样重要的是，许多士人已不能起四民之首的表率作用。
四民之首这一社会角色的一个含义就是士为其他三民的楷模，分配给大众的社会角色是追随。
如刘大鹏所言：士“平居乡里，所言所行，使诸编氓皆有所矜式”
。
但他观察到，一些士人不仅不能为表率，“而反为乡人所化”
，同于流俗，是“不足以为士矣”
。
[16]关键在于，榜样与追随者的社会分工能够为双方接受并维持，各社会群体间就保持着一种相对稳定的有机联系。
这种联系不论从哪方面被打破，都意味着四民社会的危机。
这个现象既是普遍的，也受到刘大鹏所居地区某些特殊因素的影响。
1892年夏，刘氏到省城应试，宗师勉励士子要为有“根底之学，不可徒攻时文”
。
刘氏闻之颇觉亲切，但也担心同应试者会“以为此皆老生常谈，而不遵行之”
。
[17]可知“不可徒攻时文”
已成老生常谈，刘氏日记中的确频繁出现他慨叹士人只知读时文的记载。
但是，读书者多读时文而不问经史子集或者可说是近代中国普遍的士风不佳；就刘氏所在的地区言，因“僻处偏隅，士人甚少，即游庠序者，亦多不用功，非出门教书而塞责，即在家行医而苟安；不特读书求实用者未尝多观，即力攻时文以求科名者亦寥寥无几”
。
[18]
实际上，刘氏虽知读书之“正道”
在多读经史子集，其所处之乡学术水准确实不高，他自己读书也不算多。
1893年夏，刘大鹏游晋祠时，“见一杂货摊上售一部《三国志》，爱不释手，遂用三百廿钱买之，如获至宝”
。
[19]旧时一般的科举文章，考秀才时主要看文辞的美恶，要做得空灵；考举人的文章就要有点所谓书卷气，多少要体现一些学问，不能太空（考进士则学问一面要求更高）。
这是当时学做时文者的常识，刘氏自然不会不知，也一定在做准备，而且他是一向主张要读经史子集的。
但他在进学十五年之后，竟然最多不过在别人那里翻过《三国志》（“前四史”
是过去士人的必读书，当然主要是作为文章典范而非史书来读），可知他平时所读的非时文书也不会太多。
而且，刘氏家乡的“僻处偏隅”
绝非他的谦词。
晚清科举的最后一关，即考进士时的殿试，尤重小楷，这是当时制举业者的常识。
而刘氏要到1895年到京会试，才知“京都习尚，写字为先，字好者人皆敬重，字丑者人都邈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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