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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为学之士，写字为第一要紧事，其次则诗[时?]文及诗赋，至于翻经阅史，则为余事也”
。
这样的信息都不知道，其余信息的不流通可以想见，自然很难考中进士。
一年多以后，他还在慨叹“京都凡取士，总以字为先”
。
故“用功之士，写字为要务，一日之中写字功夫居其半，甚且有终日写字者”
。
[20]可知此事给他印象颇深。
问题在于，写好小楷原非一日之功，刘氏获得信息既晚，即使天天练，功夫或难与早就在练习之人相比。
略具讽刺意味的是，刘氏得知取士以字为先的日子，已是小楷重要性下降之时（蔡元培于1892年中式，他的小楷实未必佳）。
到1905年废科举时，刘大鹏还是个举人，以此功名终其身，这与他所处信息不通之地，大有关联。
同样重要的是，清季从改科考到废科举，取士的标准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废科举前的十余年间，取士的标准已是鼓励新旧学兼通。
汪康年于光绪十五（1889）年应乡试，以第三艺作骚体，不合科场程式，依旧例应不取；却因在次题《日月星辰系焉》中，能“以吸力解‘系’字，罗列最新天文家言”
，被主考官认为“新旧学均有根柢”
，欲以首名取，终因犯规而以第六名中式。
科场程式尚不熟，竟能以高名取，可知实以“新学”
中式。
[21]这虽然只是一例，但民国新人物中有功名者实多，大抵为清季最后二十年间中式者，却颇发人深省。
像刘大鹏这样从中国腹地山西出来的读书人，就可能因买不到“新学”
书籍，或买到而熟悉程度不够而竞争不过久读新学书籍的口岸士子。
刘氏于1895年到京应试后，大概才了解到口岸士人读的是什么书。
次年十月即请人代买回书籍一箱，其中有贺长龄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和葛士浚编的《皇朝经世文续编》。
自那之后，刘大鹏有半年的时间平日所读都是这些“经世”
的新派文章（包括驳新派的文章，但所关怀的问题仍相同），思想也有一些变化；他由此回想起当年自己也曾学过《几何算学原本》，且“颇能寻其门径，然今已忘之矣”
。
[22]可知咸同时期新学的传布也曾较广，但一因士人基本心态未变，更因科举取士的标准未变，许多人读点新学书籍也多半是走过场，读过即忘。
刘大鹏自己在多读买回的“经世”
之文后，也终于醒悟到：“当此之时，中国之人竟以洋务为先，士子学西学以求胜人。”
这最后一点是关键性的：如果不学西学，就很难“胜人”
。
十几天以后，他就听说“京师设算学科，二十人中取中一人。
凡天下之习算学者，许到京应试。
此新例也”
。
[23]这距刘氏回忆起他也学过算学并后悔已将其忘掉也不过两三个月。
到1901年10月，刘氏已认识到“国家取士以通洋务、西学者为超特之科，而孔孟之学不闻郑重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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