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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林氏马上又指出：“书虽然来不及去读，报却是天天要看的。”
[24]这透露出林氏所针对的，正是那些不太算得上“读书人”
，却又还能看报者。
正因为边缘知识分子胆大肯干，一般民众渐得出他们在“干”
而知识精英只会“说”
的认知。
这样，中国传统中的反智倾向也得到某种程度的“现代复兴”
。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已点名攻击读书人说：“谓其导民以知识耶？吾见读书人多而国民愚也。
谓其诲民以道德耶？吾见读书人多而俗日偷也。”
这些人“事无廉耻而嗜饮食，读书人实一种寄生虫也。
在民为蠹，在国为虱。”
[25]
梁氏的观念很得林白水的同感，林氏也指出：“我们中国最不中用的是读书人。
那般读书人，不要说没有宗旨、没有才干、没有学问，就是宗旨、才干、学问件件都好，也不过嘴里头说一两句空话，笔底下写一两篇空文，还能够干什么大事呢？”
他特别指出，以前的读书人也还是有用的，“但是现在的读书人比不得从前”
了。
林氏本有替国民立说之志，他在1904年写的《国民及其意见》中说：“你道这意见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么？大家是国民，便大家都有这一番的意见，我白话道人不过替你们大家发表发表罢了。”
以前的士人是代圣人立言，现在林氏要代国民立言。
立场一移，他就理直气壮地代国民断言说：“现在中国的读书人没有什么可望了。”
[26]
到1915年北京政府被迫接受日本“二十一条”
的大部后，梁启超重申他对中国读书人的谴责说：“今日国事败坏之大原”
，即种因于士大夫之恶劣。
因为蠹国之官僚、病国之党人，皆士大夫也。
“劝老百姓爱国者，士大夫也；而视国家之危难漠然无动与中者，即此士大夫也；利用老百姓之爱国以自为进身之径谋食资者，亦即此士大夫也。”
不过梁仍主要是自责，他还是认为“一国之命运，其枢纽全系于士大夫。”
所以，“欲国耻之一洒，其在我辈之自新。
我辈革面，然后国事有所寄。”
[27]这已是民国初年，梁启超仍存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士大夫观念，但他所说的“士大夫”
，在社会学意义上已不存在，只能是“读书人”
的同义词而已。
又几年后，杨荫杭说：“魏何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宋王安石囚首丧面而谈诗书，二者皆失也。
中国旧学家，以囚首丧面者为多；今之欧美留学生，以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者为多。”
所谓“凡诚于中者，必形于外。
行步顾影之留学生，有如花鸟，仅可以供观赏家之陈设。
囚首丧面之老学究，有如骨董，仅可以供考古者之研究。
其不切于实用则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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