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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这是林白水读书人无用论的发展，既然新旧学者都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读书人与社会的脱节就得到进一步的强调。
在清季民初的新旧之争中，当新旧精英的任意一方稳坐主流或保持控制时，另一方便无多少号召力；当新旧任意一方的观念学说能够得到广泛的常规传播时，另一方也没有多少号召力。
但如果一统局面被打破而任何一方尚未取得完全控制的形势时，多少受过一些教育的边缘知识分子就可以向任何更具吸引力的一方倾斜。
由于既存的旧体制实不能给边缘知识分子一席地，旧派当下也确实提不出多少救亡图存的办法，而“新”
的不可知性使其提供的未来至少有可能是光明（包括个人的和国家的），则边缘知识分子选择趋新的一面，几乎是自然而然的。
更因边缘知识分子的量大，并能逐渐对自己这一社群的潜力有所认识，新胜旧在社会层面几乎已成定局。
由于追随者在新旧之争的胜负中扮演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其地位就不同寻常了。
而且，“旧学家”
本欲与大众有所距离，故其对缺乏追随者或有一定程度的心理准备。
对非常认同“与一般人生出交涉”
这一取向的新文化诸贤来说，与大众的疏离却不能不说是一个吊诡的结局。
现代知识精英既然连与大众沟通都困难，自难以充分填补因士的来源中绝而出现的社会领导空缺，而胆大肯干的边缘知识分子反能部分取代知识精英以填补此社会领导地位的空缺。
如果把民初新战胜旧这一现象看成一座冰山，则其水面之下隐伏着远更宽广的社会变迁。
换言之，思想方面新旧之争的表面胜负之下实隐伏着更深层次的社会权势转移。
少年“暴得大名”
的胡适在1918年写的一篇文章中，以上海大舞台为“中国的一个绝妙的缩本模型”
，指出在台上支撑场面的“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
。
古董而且旧，其过时自不待言。
据胡适在那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
。
[29]的确，民初中国思想界的激进化真是一日千里，从新变旧有时不过是几年甚至几个月之事。
胡适曾以龚自珍的“但开风气不为师”
与章士钊共勉，因为他们“同是曾开风气人”
。
但各种“曾开风气人”
又大都在开风气之后不久就被其追随者视为保守而“落伍”
，不过梁启超和章士钊的落伍又有所不同。
以温和著称的胡适自谓他少年时“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
，曾是梁的追随者。
但他又遗憾地指出：“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
不过，胡适也不否认梁启超“这几年颇能努力跟着一班少年人向前跑。
他的脚力也许有时差跌，但他的兴致是可爱的”
。
梁所跟着跑的“少年”
，正是胡适等人，当然“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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