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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更使社会各界注意到学生力量的重要，京、沪新闻出版界立即开始大量启用大学生，各政党则同时注意在中学生中发展力量。
到20年代，国家主义派的李璜已在抗议各政治党派驱使利用中学生参政而造成其流血牺牲，鲁迅到广州也发现北伐军中拼命的原来竟是学生辈，[35]边缘知识分子无疑已渐成中国政治力量的主力军。
正如杨荫杭所见：“他国学生出全力以求学问，尚恐不及。
中国学生则纷心于政治，几无一事不劳学生问津。”
[36]这样，在中国历史上，边缘知识分子第一次既是政治运动的主力军又部分是其领导中心；而且恐怕是唯一一个参与意识既强，其数量又大到足以左右其所在政治运动的社会群体。
20世纪中国各政治运动的成败，常视其能否吸引和容纳大多数边缘知识分子而定。
杨荫杭观察到：学界中“亦有‘客’焉，所办者曰‘学务’；而无事不提议，无电不列名。
则其人固非教育家，不过‘学客’而已矣。
为求学故入学；乃在求学时代，竟无一事不通晓，无一事不干预，则其人固非学生，不过‘学客’而已矣。”
虽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能说学界就不问国是，“然教育家之义务，在教育后进以救国；学生之义务，在学成人才以救国”
。
若“挂学校之招牌，而自成一阶级，自创一政派，则学殖荒矣。
若更为政客所利用，东设一机关，西设一事务所，终日不读书，但指天划地，作政客之生涯，则斯文扫地矣。”
[37]这里“自成一阶级”
的“学客”
，与前述的“商客”
一样思出其位而不务其本业。
杨氏注意到：那时的“学生自视极尊，谓可以不必学；且谓处此时世，亦无暇言学。
于是教育与政治并为一谈，而学生流为政客。”
问题是，“若人人以为不必学，而学校改为政社，浸假而人人轻视学校，不敢令子弟入学”
，则造成“教育破产”
，其惨“更甚于亡国”
。
他进而指出：“学风不良，不能专责学生，当责教职员。
为教职员者，凡遇学生校外运动，或加以奖励，或不恤表同情，向当局请愿。
此实奇异之举。
以此辈司教育，势必反主为客，听学生之指挥。”
[38]
到1946年，闻一多自问道：中国的老师和学生“究竟是谁应该向谁学习”
？答案自然是老师向学生学。
因为“这年头愈是年轻的，愈能识大体，博学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会挑剔小节。
正当青年们昂起头来做人的时候，中年人却在黑暗的**威面前屈膝了。”
[40]1948年闻氏的朋友朱自清去世，许德珩在挽联中说：朱氏“教书三十年；一面教，一面学，向时代学，向学生学。”
[41]这真是那个时代作教师者“跟着少年跑”
的最好写照。
同时，边缘知识青年自身也受时代激进趋势的影响，其激进也随时代而进步；而且他们一旦激进起来，其速度又比老师辈更为迅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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