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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循环规律之中，不久也重蹈梁启超的覆辙。
不过几年后的北伐之时，年仅35岁的胡适自己也被视为新文化运动的“老少年”
，已“中止其努力”
了。
少年而老，其“落伍”
的象征是明显的。
新文化运动的追随者责备胡适一辈说：“这些老少年们还没有做完他们前驱的工作，还没有把一班人带上了新时代的坦途上，他们便撒手不管了。”
其想法思路与胡适当年责备梁启超未尽带路之责如出一辙。
而新一代人也像胡适一代一样，没有人带仍要走自己的路。
既然带路者已不再前进，新一代便明确宣布：“新时代……这个责任便担承在我们青年人的两个肩膀上边。”
[32]其认带路者已落伍而要疏离于他们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追随者既离异，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胡适的确是落伍了。
有意思的是，梁、胡等人对自己的“过时”
都有所认知。
梁启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政治活动而转入思想学术，既是有感于北洋政府对他的冷漠，也未尝没有因看见知识青年纷纷转入新文化运动麾下而思“争夺”
之意。
可惜在听众决定立说者地位的时代，一个“落伍”
者的此类努力通常都难以成功。
北伐时梁已承认青年中同情共产学说的“百分中居九十九”
，他也只能挽回一个算一个了。
[33]胡适自己对青年一辈的离异同样深有所知，他在1936年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
[34]
在某种程度上，能有较长远的政治思虑，也是社会分工上已不再为四民之首，而在思想上多少还能为社会指方向的民初知识分子存在的一项主要社会价值。
故在民初的北洋时期，才有些自以为是社会中坚、却因道治二统的分离而独善其身的“好人”
出来努力影响政治，甚至有组织“好人政府”
的想法。
这正是重心已失，却还有些余勇可贾的时候。
但“好人”
之必须“出”
，实即其已不再居于社会中心的直接表征。
“好人政治”
的失败本身近一步表明这些“好人”
也不能像传统的士那样作政治的重心。
知识分子既然已不能为社会指引方向，其存在价值自然就进一步降低，不得不让位给具体做事的边缘知识分子。
“好人”
们既然自知无用，大家或者学俄国的虚无党“到民间去”
；或者如胡适所认知的那样去追赶时势，以“免了落后的危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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