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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不见“问题与主义”
论争时，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此时基本是站在主张研究“问题”
这一边的。
[42]同样，后来非常著名的共产党人恽代英，在“五四”
前后给胡适的信中所表露的思想，就比钱玄同还要温和得多。
恽代英主张“与旧势力不必过于直接作敌”
。
他觉得更有成效的办法是“把孔子的好处发挥出来”
以平旧派不正的感情，然后证明旧派其实不合孔子之道。
恽氏已认识到那时“所谓新人物不尽有完全之新修养。
故旧势力即完全推倒，新人物仍无起而代之之能力。”
[43]
这在当时是极少见的卓识。
新派破坏了旧的以后，用什么新的东西来代替呢？胡适和新文化人除了用白话来代替文言这一确切答案，似乎也未准备好其他方面的具体解答。
既然不能取代，一味打倒，只会增强中国的乱象。
持这样稳健观念的人，竟然不久就成为身与武装革命的领袖，可知边缘知识青年行动起来之后，其激进是远过于其老师辈的。
“五四”
时如果要在胡适与陈独秀之间画一条线，很可能毛和恽都会站在更温和的胡适一边。
但他们后来在共产党内，都觉得陈独秀右倾（即保守）并努力反对之。
几年之间，两代人“进步”
的速度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可以说，在西潮东渐以前，中国的发展基本上遵循一种“在传统中变”
（gewithiion）的模式。
但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在西潮冲击下的近代中国却已难以维持，因为西方要迫使全世界跟着它变。
对中国而言，仅仅是要生存，用当时人的话说，就是要保存中国的种姓和国粹，也不得不至少学习造成西方强大的那些秘诀。
一旦中国人接受西方的强大并非仅靠工艺和科技，更重要的是制度和观念这样一种西方思维，其所寻求的改变就只能是向西走的在传统之外变（gebeyoion）了。
但这样一变，国粹的立足点也就随之而去。
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近代中国士人的包容性和勇气都是惊人的。
在国耻发生的当时就提出向敌人学习，通常在政治上是极不“正确”
的（做而不说，或做而曲说之，均要“正确”
得多）。
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表明士人此时大致还能掌握社会的方向。
但教育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废科举，则不啻士人的自毁。
没有了社会意义的“国粹”
，也就意味着没有一个社群有资格来界定思想上的国粹，从而就暗藏了后来无国粹可认同的隐忧。
虽然具体的学习榜样不时在转换，而所欲学者也越来越具有选择性，“向西方学习”
的确是清季以来中国士人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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