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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有友从旁晓之者，谓词章不佳，非徒无益，且有害焉；不如专攻文艺，进取犹易耳。”
于是他又决意“废前功而专此道，每日读四子”
。
他自己总结，“凡此皆不能耐烦之病”
，盖先有“求速之心”
在，结果“功愈急心愈纷，似有大气团格于胸，乱突于上下，怦怦然，终日不能一得也。”
甲午后国势日亟，读书人皆急欲用世救世。
而丁酉戊戌年间湖南学政江标和巡抚陈宝箴正从事教学内容与考试科目的改革，学子都有个因应的过程。
林圭从史论到词章再到文艺，在短时间内几次“弃难从易”
，凸显出一股强烈的“求速之心”
。
正如他自己那时所感叹的：“嗟夫！
盛时不再，尘海难濡。
欲肆志新学，堂奥苦深；欲静守天命，生涯无藉。”
他考入时务学堂后，面对的即将是“堂奥苦深”
的新学，仍难速达。
故即使没有戊戌政变，像他那样的少年读书人恐怕也难读毕业，终会因这样那样的机缘投身实际政治。
林圭留下的文字生动地再现了早期边缘知识青年的困境及其迫切的心态，类似的状况到民国后越来越明显。
生于1902年的另一位湖南革命家黄克诚，家境贫寒，十九岁以前没穿过棉衣，但被选中为家族共同负担的读书人。
他不负众望，每次考试都得第一名。
到考入省立第三师范后，却因那里“看重英文和数理化”
，原“所熟悉的古文”
不受重视而“逐渐产生了自卑感”
。
新学的“堂奥苦深”
对他产生的心理压力是明显的，再加上国家的内外交困局面日甚，黄克诚对学业的兴趣渐淡，转而“深入地探索国家、民族、社会、阶级等问题”
。
阅读各种报刊后，他认识到“不光是我一个人苦于无出路，整个中华民族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于是“由过去为个人寻找出路变为立志为国家、民族、社会寻找出路”
。
在参加了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后，“思想上似乎有了寄托，一扫过去那种苦闷消沉的精神状态”
。
最后因感觉三民主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诸问题”
，进而“在国际的各种思潮之中选定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
[8]
从林圭到黄克诚的事例可以看出，边缘知识分子对社会承认的期望不比任何社群差，但他们却无法像鲁迅那样有固定收入可以抄碑帖排遣意绪，也不能像胡适那样可以在大学获取有面子的高薪教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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