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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鲁、胡一样,他们每日目睹中国在西潮冲击下的败落;与鲁、胡不同,他们同时看见自己生涯的无望。
这样的双重失意惆怅,使边缘知识分子比别人多一层烦恼焦虑,因而也就更迫切需要寄托于一种较高远的理想,以成为社会上某种更大的事业的一部分。
即使生活改善不多,到底是为一种更大更高的目标而生存、而奋斗。
所以他们对社会政治等的参与感和实际的参与都要比其他许多社会群体更强。
作为一个群体,边缘知识分子实继承了“学生”
社群初起时的“中间”
或“过渡”
特征。
由于他们不论身心都徘徊在城乡和精英与大众之间,其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起到了联系和沟通城乡及精英与大众的功用。
所谓边缘,本是双向的,即一脚踏在知识分子一边,一脚踏在不能读写的大众一边。
这样一种两可的特性使其有时恰更容易被双方接受。
知识分子可见其知识的一面,大众则见其通俗的一面。
近代中国既然是走在所谓现代化的路上,其大方向总的来说是在向西走。
而知识精英的西向程度是远超过大众的。
钱穆就从义和团事件中看出上层知识分子与大众在民族主义方面的疏离,他说: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天天把自己从西方学到的许多对中国民众并非切肤之痛的思想和理论来无条件地向他们炫耀夸扬。
外国的件件对,中国的件件不对。”
实际上,民族主义情绪更强的一般民众,对此“是会发生很大反感的”
。
[9]这里面的关系当然还更复杂。
知识精英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者不是那么强烈,但其内心深处实际的民族主义关怀,实不稍让于大众。
但一般民众认知中的知识精英,当然只能来自其表现出来的部分。
钱氏观察到的现象确实存在。
胡适还是一个边缘知识分子时,虽然自己一直在下大功夫学英文,却也在《竞业旬报》里鼓励世人要“使祖国文字,一天光明一天。
不要卑鄙下贱去学几句爱皮细底,便稀奇得了不得。
那还算是人么?”
[10]可知当时学了几句ABCD,确实可以“稀奇得了不得”
。
这里流露出的对那些能说ABCD者既羡慕又怨恨的边缘知识分子心态,是非常传神的。
胡适后来成了知识精英,心态为之一变。
也曾用“几句爱皮细底”
去“威慑”
章太炎那样的国学家。
但近代多数没能学会“蟹行文字”
的边缘知识分子,确实是在追逐西潮的同时对西化精英有某种不舒服的感觉。
而西化知识精英与一般民众之间的疏离,显然还更宽。
这对非常认同“与一般人生出交涉”
这一取向,并将其视为“中国文学革命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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