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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今日常用的“知识分子”
）以区分于“旧”
读书人，后来却仅指今日意义的在校念书者，才导致“智识阶级”
这一名称的出现。
而“智识阶级”
或“知识分子”
是否包括数量渐增的学生，也越来越成为一个问题。
过去有些学者不免将其放得甚宽，如周策纵先生不仅将“五四”
前后的初高中学生纳入知识分子的范围，而且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旅欧华工中的识字者也归入知识分子社群。
美国学者朱丹（DonaldJordan）则将20年代的中学生列入“上层精英”
（elite）之中。
[6]这样的分类，不论以中西当时和现在的标准，恐怕都有些勉强。
但这些学者之所以不得不如此，既从一个侧面凸显了边缘知识分子这一社群在近代中国的重要性，也说明这一社群在身份认同上的模糊。
对这样一种社群的界说，传统中国的士农工商既不适用，近代西方的社会分类标准也觉勉强，倒不如明确其为边缘知识分子。
近代以还，由于上升性社会变动的途径多在城市，边缘知识分子自然不愿认同于乡村；但其在城市谋生甚难，又无法认同于城市，故其对城乡分离的情势感触最深。
他们不中不西，不新不旧；中学、西学、新学、旧学的训练都不够系统，但又初通文墨，能读报纸；因科举的废除已不能居乡村走耕读仕进之路，在城市又缺乏“上进”
甚至谋生的本领：既不能为桐城之文、同光之诗而为遗老所容纳，又不会做“八行书”
以进入衙门或做漂亮骈文以为军阀起草通电，更无资本和学力去修习西人的“蟹行文字”
从而进入留学精英群体。
他们身处新兴的城市与衰落的乡村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两头不沾边也两头都不能认同——实际上当然希望认同于城市和精英一边而不太为其所接受。
这样的尴尬困境早在清季兴学堂时已可见到。
后来参加自立军起事的湖南学生林圭留下了一些他将入时务学堂前几个月的文字，颇能体现那时边缘少年读书人感觉事事不如意的心态。
他在论中西医之别时比较中西人的生活，认为中人“劳顿一生，无日不在忧患；欲行一事，未见有畅行无阻者。
故郁字之病甚，至有极郁而不顾风寒湿热之内外交攻，伤生多矣！
无郁则脑舒，郁则脑伤……郁病不除，则脑不灵；脑不灵，则体魄虽存，以[已]成废物。”
这里对中人生活的描述，未必就会为那时一般中国人所接受，倒最能体现那些尚处边缘的少年读书人在“倾念身世，将何处从”
这一内外交困大环境下“浮沉人世，积郁难消；名不能成，身无以立”
的心态。
[7]
此时林圭尚不知能否进入时务学堂，他那种上下求索的烦恼焦虑在一封给家乡的老师谈读书的信中表述得特别清晰：林氏承认，读书不能“耐烦”
是他近来“大病”
。
他在家乡本治史论，但觉得“功已不及”
，遂“弃难从易，故又作词章。
计稍暇，即翻阅书籍，寻源溯流，摩词揣意。”
然而词章似乎也难速成，回顾原来下了功夫的“古业”
，不免“又爽然若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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