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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的新文化诸贤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吊诡的结局。
其原因，恰蕴含在文学革命自身之中。
近代士人讲开通民智，以白话文来教育大众早已不断有人在提倡，陈独秀和胡适都曾身与清末的白话文活动。
但是，晚清和民初两次白话文运动，也有很大的区别。
胡适说，前者的最大缺点是把社会分作两部分：“一边是应该用白话的‘他们’，一边是应该做古文古诗的‘我们’。
我们不妨仍旧吃肉，但他们下等社会不配吃肉，只好抛块骨头给他们去吃罢。”
余英时先生以为，胡适答案中关于“我们”
和“他们”
的分别，“恐怕也包括了他自己早年的心理经验”
。
但胡适“在美国受了七年的民主洗礼之后，至少在理智的层面上已改变了‘我们’士大夫轻视‘他们’老百姓的传统心理。”
[12]
余先生这里强调的“理智的层面”
是一个关键。
在意识的层面，胡适的确想要借“国语的文学”
这一建设性的革命达到合“他们”
与“我们”
而熔铸中国之“全国人民”
的目的。
但其潜意识仍不脱“我们”
的士大夫意识；他要为“国人导师”
的自定位决定了他最多不过做到变轻视“他们”
为重视“他们”
（没有做到当然不等于不想做到）。
关键在于，一旦“与一般人生出交涉”
成为宗旨，什么是活文学便不是胡适等所能凭一己之爱好而定，而实应由“一般人”
来定。
面向大众成了目标之后，听众而不是知识精英就成了裁判。
在胡适等人的内心深处，大约并未将此裁判的社会角色让出。
胡适关于历代活文学即新的文学形式总是先由老百姓变，然后由士人来加以改造确认即是保留裁判角色的典型表述。
这就造成了文学革命诸人难以自拔的困境：既要面向大众，又不想追随大众，更要指导大众。
梅光迪、任鸿隽、林纾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这一点。
梅氏以为，如用白话，“则村农伧父皆是诗人”
。
任鸿隽有同感。
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假定足下之文学革命成功，将令吾国作诗者皆京调高腔。”
而林纾则对“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
这种潜在可能性深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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