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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们讲什么现代常识，“岂非悖谬”
。
正如汤茂如在1926年所说，“梁启超是一个学者，梅兰芳不过是一个戏子。
然而梁启超所到的地方，只能受极少数的知识阶级的欢迎；梅兰芳所到的地方，却能受社会上一般人的欢迎。”
所以鲁迅干脆主张“从智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说”
。
[16]
孔子说，我欲仁而斯仁至。
从接收者一面看，那些关心“皇帝太妃”
也欢迎梅兰芳的“一般人”
，因其本不向往新潮流，也就不怎么感受到文学革命的“冲击”
，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反应”
了。
可以说，原有意面向“引车卖浆者流”
的白话小说只在上层精英知识分子和追随他们的边缘知识分子中流传，而原被认为是为上层精英分子说法的古文却在更低层但有阅读能力的大众中风行，这个极具吊诡意味的社会现象说明胡适提出的“白话是活文学而文言是死文学”
的思想观念其实不是十分站得住脚的。
这就揭示了胡适等人在有意识的一面虽然想的是大众，在无意识的一面却充满精英的关怀。
文学革命实际上是一场精英气十足的上层革命，故其效应也正在精英分子和想上升到精英的人中间。
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在向着“与一般人生出交涉”
这个取向发展的同时，已伏下与许多“一般人”
疏离的趋向。
这个现象在新文化运动时已隐然可见了。
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对于民国初年那些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但又想上升到精英层次的边缘知识分子来说，以白话文运动为核心的文学革命无疑适应了他们的需要。
陈独秀当时就已指出：“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
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
[17]若仔细观察，陈独秀所说的白话文的社会背景，实际上就是那些向往变成精英的城镇边缘知识分子或知识青年。
自己也从基层奋斗到上层的胡适非常理解这种希望得到社会承认的心态。
他在后来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
中说：“小孩子学一种文字，是为他们长大时用的；他们若知道社会的‘上等人’全瞧不起那种文字，全不用那种文字来著书立说，也不用那种文字来求功名富贵，他们决不肯去学，他们学了就永远走不进‘上等’社会了！”
[18]
像孔子一样，胡适希望能够向学的人都有走进上等社会的机会，所以他特别注重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关联。
他刚从美国回来时就注意到：“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
这都由于学校里所教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关涉。”
[19]且不管胡适所说的原因是否对，他的确抓住了城市社会对此类中学生的需要有限这个关键。
高低都不合适，正是边缘知识分子两难窘境的鲜明写照。
这些人的确最支持白话文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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