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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用予：《市村制度论》（续一），载《尚志》2卷4号（1918年4月），6页（文页）。
此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梁心同学提示。
[21]不署名：《论立宪当以地方自治为基础》（录乙巳八月二十三日《南方报》），载《东方杂志》第2年第12期（1906年1月），217页。
[22]清末最后两三年文牍中的“公费”
，往往是政府办公费的省称；而其所办之“公”
，便是一个与民间公产公会不同的“公”
。
但我必须说明，这只是概括一个象征性的转变。
在时人的文献和言说中，“公”
仍未清楚地界定，其究竟指代“官”
或“民”
，常依上下文而定。
[23]宪政编查馆：《奏核议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并另拟选举章程折》（1908年），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725页。
按怎样界定和认知“自治”
，不仅时人颇不一致，今人和昔人也大不相同。
昔年进入操作层面的自治，更多是与“官治”
对应的，既与此前严复等人所论的自治不甚同，更与今人从三权分立视角所观者大异，详另文。
[24]戴鸿慈、端方：《奏请改定全国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光绪三十二年七月），见《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376～378页。
这一自治定义的转变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二人也说，“自治制度苟发达，虽不行宪法，而国本已可不摇”
。
则如果确认此前中国地方已经自治，就连是否需要立宪，也不那么急迫了。
[25]端方、戴鸿慈：《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见《端忠敏公奏稿》，700、714页。
[26]端方、陈启泰：《为设局筹办江南地方自治折》（1908年2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103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
[27]本段与下段，《城镇乡自治章程讲义》（《江苏自治公报》第51期），见江苏苏属地方自治筹办处编：《江苏自治公报类编》（宣统三年），第1册，446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88影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53辑）。
[28]《〈苏省清查厅州县公款公产表式〉按语》，载《预备立宪公会报》第2年第19期（1910年1月9日），22页。
[29]江苏省咨议局：《议决抚台交议筹定自治经费案》，载《申报》1909年12月5日，3张2版。
[30]这当然有一个过程，进入民国以后，清查地方公款公产仍是一些地方政府的持续作为。
例如，《江西省各县清查公款公产暂行办法》，载《江西省政府公报》，第473期（1936年4月18日），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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