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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以息讼为例，人与人的纠纷，从来不仅是所谓司法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对这类问题的解决，基于文化习俗的社会力量，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改革以后，不得不独任其责的国家，压力和负担陡增。
[32]此问题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薛刚同学提示。
[33]参见罗志田：《过渡时代读书人的困惑与责任》，见黄贤强主编：《汉学名家论集：吴德耀文化讲座演讲录》，139～160页，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创作室，2011。
[34]王国维：《论政学疏稿》（1924年），《王国维全集》，杭州、广州，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4卷，212页。
[35]说详罗志田：《经典的消逝：近代中国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台北“中研院”
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2012年6月20日。
[36]参见罗志田：《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5期。
[37]事见任乃强：《张澜先生轶事》，见《龙门阵》，第1辑，27～28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但任先生并不这样理解，他更多视之为进步与落后之间的新旧之争。
[38]按清查公款公产者本由“地方官于城乡士绅中遴派素行公正、众望允孚者五人以上，详请本府直隶州核发照会充任”
（江苏省咨议局：《议决抚部院交议清查公款公产办法纲要案》，载《申报》1909年12月5日，3张2版）。
但随后报纸就指出，“今之清查公款公产之人，往往为平日觊觎公款公产之人”
，则其效果实难逆料。
《时评三》，载《申报》1910年7月18日，1张6版。
[39]留学生孙江东就指责既存的善堂仅“注重于养，不注重于教”
，与孔孟宗旨不合。
他主张酌量减少施衣施食，移此款派人赴日本留学，学成后以新法种植公田、开工厂以收贫民，反能扶植扩充善堂的事业。
孙江东：《敬上乡先生请令子弟出洋游学并筹集公款派遣学生书》，载《浙江潮》第7期，15～16页。
[40]此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王果同学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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