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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9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其所关注的虽不同，却已提出相对于官方的“民”
实质是“绅”
的见解。
[9]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载《新青年》7卷1号（1919年12月），14～15页。
[10]蒋梦麟：《西潮》，129页，台北，“中华”
日报社，1960。
[11]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载《新青年》7卷1号，15页。
[12]吴天墀：《中唐以下三百年间之社会演变——庆历变革与近世社会之形成》（上），未刊稿，刘复生抄录整理。
[13]长舆：《论莱阳民变事》（1910年），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653页。
[14]参见StephenR.Ma，PoolitiLateImperiala:YuanShikaiinBeijingandTianjin，1901-1908，Berkeley，iversityofiaPress，1980，pp.137-179.
[15]《官激民变》，载《广益丛报》第8年第24期（1910年10月22号），“纪闻”
页5A。
州县官试图造成类似印象，显然并非直隶仅有的现象。
在浙江留学生孙江东的记忆中，绍兴曾有收航船捐以充学堂经费的计划，就是“某绅创议”
的。
孙江东：《敬上乡先生请令子弟出洋游学并筹集公款派遣学生书》，载《浙江潮》第7期（1903年9月11日），16～17页。
此条材料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周月峰同学提示。
[16]程德全：《到苏接篆后上亲贵及政府书》（1910年），见《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17页。
[17]端方、戴鸿慈：《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光绪三十二年七月），见《端忠敏公奏稿》，711～712页。
[18]端方、戴鸿慈：《考查学务择要上陈折》（光绪三十二年七月），见《端忠敏公奏稿》，802页。
[19]《督宪（四川总督赵尔巽）奏创办经征酌保出力各员折》，载《广益丛报》第8年第6期，“章疏”
页1a-2a。
[20]按赵尔巽创设的经征局，把原来由民间包收的契税和杂税改为由官经收，也是一种曲线的国进民退（经征局代表着自上而下的官力，针对着原来借助民力的官绅合作）。
其奏准官办的经征局，在一些地方恰取代了官绅合作的三费局。
到民国初年，由于“正绅”
的退隐，“不肖之团保与无专门学识才能之书吏，乃得缵承绪统，为国家地方之主人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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