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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近代中国公领域的崩溃，不完全是由官绅合作到绅退民散的单线演化；[40]其间各种新旧力量的纠缠互斗，远更曲折复杂。
以昔日的语汇言，国进不一定表现为官进，至少州县官是有进有退——钱谷方面似以进为主，刑名方面则退更明显。
后一退却又是连带的，即官退带动着民退；而号称独立的新司法机构，仍是国进的一部分，故总体上仍以国进为主。
或可以说，“民退”
并非“国进”
的主观目的；“国进”
造成了“民退”
，更多是一种“客观”
的后果。
同时，对当年许多趋新读书人而言，“国进”
是积极正面的好事；且“国进”
之后，以国家的力量重新澄清天下、再造社会，也是他们中很多人的期望。
不过，这些因素的互动，实际造成了上述的困境，即国家机器的扩张与民间的失序成为大致同步的伴生现象。
而“国进”
与“民退”
的合力，使民间或不作为，即使作为也必待官方指引而后行（迄今亦然）。
民既从观念到行为全然被动，实难言自治之有无，社会亦渐呈有国无民之象。
随着公领域的全面溃退，“民间”
的涵义相应改变，国与民的关系也在转变中面临着调适。
[1]杜亚泉：《减政主义》，载《东方杂志》8卷1号（1911年3月），见田建业等编：《杜亚泉文选》，1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2]胡思敬：《请免江西加征并缓办地方自治折》，见《退庐全集·退庐疏稿》，918～919页。
[3]孟森（心史）：《论自治与官款》，载《申报》1908年9月8日，1张3版。
此条材料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周月峰同学提示。
[4]参见罗志田：《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一个内地乡绅眼中的近代社会变迁》，载《清华学报》新25卷4期（1995年12月，实印于1997年4月）。
[5]夏曾佑：《论浙江农工商矿局绅士之历史》（1905年7月），见《夏曾佑集》，360页。
[6]孙宝瑄：《忘山庐日记》，1898年5月14日，20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7]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等学者基于欧洲社会的公共领域论述，自有其章法，本文无意与其进行具体对比。
这方面一些新的讨论，可参见查尔斯·泰勒（CharlesTaylor）：《现代社会想象》、李丁赞：《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蔡英文：《公共领域与民主共识的可能性》，均收入许纪霖主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33～10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8]沟口雄三曾说，太平天国之后，“乡绅阶层已不再停留于官制论式的，换言之，即对‘封建’委婉、隐晦的要求，而开始逐渐实现相对于官方的民（实质上是绅）的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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