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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记忆，将其保持下去，也并不容易。
需要社会性营养。
为什么忽然说到这些？就是想起来，巫伯伯，他的追求，他的人生，正结束在“文革”
之中。
“文革”
初期，我父亲已经在张家口解放军外语学院任教将近六年，当时他们那所学校还没大乱，他到北京来，还曾去看望过巫伯伯，据父亲说，巫伯伯见到他很高兴。
在巫伯伯仕途上不断高升时，父亲并没有去联系他，那么，在1967年“文革”
已经起来，几乎每一个共产党干部都面临冲击时，父亲找到他家去看望他，显然，是一种关心。
父亲所见到的巫伯伯很健康，很乐观，说一方面接受群众批判，一方面继续抓工作。
相对而言，巫伯伯那时候处境是比较好的。
因为他1965年才调到国旅局，群众冲击多是朝老领导而去。
“文革”
大潮是否将贪污腐化迅速涤**，立即呈现出一个理想世界？以我有限的见闻，就足以化解这种简单的认知。
当然，对于被打倒的干部来说，他们可能会产生“今后我可绝对不敢再脱离群众搞腐败”
的想法，但是，打倒一批，又立起一批，权力的转移，往往使获权者人性中的阴暗面迅速膨胀。
我看到首批“红卫兵”
“破四旧”
抄家后，有的——当然不是所有的，仅是其中少数，却也绝非个别——就把抄来的现金、珠宝、金条据为己有。
后来，进驻了军宣队、工宣队。
这些解放军和工人师傅，其中绝大多数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但是，由于权力集中到了这样一些人手中，他们的权力在一定期间和空间里并不能得到有效监控，也就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
再后来，作为教师，我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和组织学生上山下乡，当然出现了很多感人的事情，却也出现了腐败——看看上海女作家竹林的长篇小说《生活的路》吧，那里面有很真实的描写，就是有的基层干部，也会借“文革”
之机，占有知识女青年。
后来各地出现了各级“革命委员会”
，新的权力结构里，也出现了新的腐败，而且，那时候，你眼睁睁看着那样的人物腐败，却毫无办法。
我那时教书的中学就在北海公园附近，北海公园在“文革”
中被关闭了好多年，人民群众不准入内，但江青一伙却可以在里面骑马。
那时每当走过对老百姓关闭的北海公园，在那高墙外，我对“文革”
就不免腹诽，而当有人向我炫耀，说他有幸走门路进入了北海公园，见到了骑马的“小谢”
（谢静宜），我就对一度迷信的“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
的理论产生出幻灭之感。
就金钱和其他物质财富而言，现在的贪官的侵贪度，确实是过去任何一个腐败的干部都无法相比的，但现在能有人凭借权势把北海公园那样巨大的本应由公众共享的空间，轻松地当作只许自己和极少数“坚定的革命派”
享受的溜马场吗？
因此，后来我就逐步形成了一个想法，不相信社会能通过“毕其功于一役”
的暴力手段达到真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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