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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李同志再见到大绢，“好像比平时矮了一头，浑身满脸要哭的样子”
。
其实，就算大绢的爷爷剥削过人，大绢也应无罪。
但是，在那样的时空里，一个小生命的悲欢，就深重地系于他或她家里长辈的成分，他或她若家里成分不好，则构成其不可逭逃的“原罪”
，必定备尝歧视艰辛，若苟活下来，要等至1978年后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才能终于被赦免，小说里的大绢到1980年的时候，应该是四十五岁左右。
小说里的工作组工作是认真细致的，划定阶级成分，别的先不说，事关大绢这样的活泼泼的个体生命的生死歌哭，岂能草草了事？经过调查研究，也允许大绢自辩，“工作组学习了1933年两个文件，读了任弼时同志的报告”
，我虽然已经是个年届七十的读者了，却对“1933年两个文件”
和“任弼时同志的报告”
梦梦然，不过却从作者的笔触里能够意会到，那应该是共产党文件里和共产党领导人里，所制定的比较具有弹性的政策与比较柔和的声音。
工作组采信了关于大绢爷爷在“事变”
前就家道败落，而且“事变”
中更遭日寇纵火沦为赤贫的说法，弹性处理，使大绢家的成分“软着陆”
，没有划到剥削阶级一边，大绢因此也就仍能和那群贫农姑娘一起嬉戏。
孙犁在小说结尾安排了大绢和喜格儿等“阶级姐妹”
一起**秋千的情节。
“她们争先跳上去，弓着腰用力一蹦，几下就能和大横梁取个平齐，在天空的红色云彩下面，两条红裤子翻上飞下，秋千吱呀作响，她们嬉笑着送走晚饭前这一刻时光。”
对比于产生于同时代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面所着意刻画的贫农斗争地主时，一片将其打死的怒吼那样的描写——那更是真实的——孙犁的这个短篇非常怪异。
他偏来写另类的真实。
他写到临界切割中最平凡最渺小的生命的悲欢。
重读这个作品，不禁悬想，小说里的人物，那以后又会遭遇到什么呢？那个李同志，也许十几年后会被扣上“走资派”
的帽子惨遭批斗，而包庇大绢家使其成为“漏网地主”
可能就是其罪状之一，大绢呢，则很可能不得不在社会秋千的大摆**中延续她的惊恐与企盼……不过这些想象都可以推翻，有一桩事实却是无法抹去的，就是写出这篇作品的十七年之后，孙犁本人被指斥为“修正主义分子”
而被批斗。
孙犁了不起。
他置身在红色的时空里，他对红色是真诚皈依的，却始终在红浪里保持着一颗富有柔情的心。
他知道社会变革往往无法避免对人群的切割，不是这一方按这样的标准下刀，就是那一方按那样的标准用刃，而处在临界位置附近的生命，对他们的“误切”
，许多以社会变革大义为怀的达人是忽略不计的，孙犁作为一个具有人类大关怀大悲悯的作家，却十分敏感，以他的淡墨写意，触动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憬悟，确实存在着一种超越现实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功利的，笼罩于全人类的，至高的原则，而文学的切入点，就应该落笔于此。
7
《白洋淀纪事》是孙犁主要的作品集，1958年1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62年1月再版，1966年下半年至1976年年底前，孙犁和他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作家一样，人被批斗，作品禁印，到1978年1月，《白洋淀纪事》才又重版，作者写下极简短的后记：“此次重版，又校正一些错字，主要在书的后半部。
增加一篇《女保管》。
此外，遵照编辑部的建议，抽去《钟》《懒马的故事》《一别十年同口镇》共三篇。”
考察一位作家及其作品，需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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