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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舒乙已经调到中国作家协会任现代文学馆馆长，有次遇上，我就告诉他《人民文学》杂志打算以小说形式来表现他父亲的辞世以为祭悼，他听了很兴奋、很期待。
汪曾祺和苏叔阳的小说稿陆续到达编辑部，我们编发了，但反响不如预期。
苏叔阳的话剧《太平湖》也未能成为一个保留剧目。
老舍之死，应该以艺术形式呈现，既有的作品不甚成功，那么，期待将来会有新的尝试吧。
这个题材，成为我的一块“心病”
。
3
1988年，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合盖了一栋宿舍大楼，在安定门护城河边。
我家搬了进去，舒乙一家搬了进去，他母亲胡絜青也搬了进去自住一个单元。
舒济坚守在他们家的老四合院里，后来那里成了老舍故居博物馆，她就担当起馆长的职责。
就我和舒乙而论，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他没来过我住的单元，我也只去过他住的单元一次。
但舒乙在我遭逢逆境时，能在一次关键的会议上，为我说上几句公道话，事后我听说了，很是感动。
记得林斤澜大哥——他曾替老舍深入生活搜集素材——跟我说过，1960年，丁玲虽然几年前被打成“反党分子”
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因为并未取消她作协理事的身份，召开作协理事会时，还让她来北京出席，那时候在会上会下，许多人对她如避瘟神，是连招呼也不打的，独有老舍，见到她，便走过去，大声招呼，蔼然对话。
有种评议，说老舍是故意放大声量，好让旁边耳尖的人听清，他无非是问丁玲北大荒气候如何，身体如何，全然不涉政治，不过是“尽旗人的老礼儿”
罢了。
但敢问此类评议者，你们对身处逆境的人视而不见、弃若敝屣，“守革命者的立场”
，若能坚持到底也就罢了，却见有的在人家运转势还以后，又争着趋前谄笑，那是在尽什么“礼儿”
？
我和舒乙虽然来往不多，我们两家的来往却是密切的。
我的岳母姓赫，比姓舒姓胡更具满族特色。
确实，她是西安满城里出来的。
她和胡絜青年龄相近，两位老太太在楼下小花园里遇上，常要拉一阵家常，也许都是满族吧，互相认同度大，相谈甚欢。
那时胡絜青身体已经开始衰退，有一回撩起衣服让我岳母看她身上的非正常斑纹，岳母回到我们家叹息，说恐怕是里面有了毛病。
那几年春节，胡絜青会让保姆把她为我家专作的贺年字画送过来，我的助手鄂力看到就说，都是精品，很珍贵的。
后来胡絜青老人仙去，我和妻子去慰问舒乙夫妇，只见社会上自发送来的悼念花篮花束，一直从地下室楼梯口堆到胡老住的二楼单元门口。
老舍与胡絜青的小女儿舒立，与我妻子吕晓歌年龄相近，她家当初就住在我们街对面的楼里，她们一见如故，成为闺中密友，后来舒立家搬得远了些，来往不那么方便了，但她们会互相打电话，“煲电话粥”
。
其实她们是两个病人，而且开头看起来，舒立的病更加严重，那病的名字我始终记不住，也问过她的哥嫂，说替她到处求医觅药，还是只能稳住而不能治愈。
但舒立十分乐观，我曾以她为原型写下一篇小小说：
苏俐电话
电话铃响，我拿起听筒，里面是一种漱口般的声音，找我爱人。
自然又是苏俐，她每天必打电话来，一个电话，打得很长，爱人对她的来电，有时极为欢迎，有时接起来勉为其难；比如前些时电视里正播《唐明皇》，爱人就很盼她来电话，她们在电话里絮絮不休地议论头天所看到的几集，并对晚报上的那些小豆腐块的评论文章或不以为然，或竟耿耿于怀；当然，还有许多的议论，是创作者和评论家听见，一定会认为乃匪夷所思的，如她们慨叹，林芳兵固然不错，但何不请日本的山口百惠来演杨贵妃？因为小报上曾有花絮文章，说山口女士乃杨贵妃的后代……爱人有时正在做饭，苏俐也挂来电话，爱人提着锅铲去接，苏俐会申明：“就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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