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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是一位时代的宠儿，生当大变革的时代，又遇着信任专一的孝公，使他能够放手做去，收到了莫大的功名，他比起李悝、吴起来实在是更加幸运的。
秦王政后来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是由于商鞅变法的后果，甚至于我们要说秦、汉以后的中国的政治舞台是由商鞅开的幕，都是不感觉怎么夸诞的。
商鞅的“变法之令”
，在《列传》中叙述得比较详细。
“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纠伺）连坐。
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
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
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
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
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主要是重耕战，贱工商，奖励告密，实行连坐。
“奸”
是什么呢？当然就是盗贼及违反法令者之类了。
《韩非》书中也屡次提到商鞅变法的故事，所说的情形更为综括，但大抵和《列传》差不多。
“古秦之俗，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
商君说秦孝公以变法易俗而明公道，赏告奸，困末作而利本事。”
（《奸劫弑臣》）
“公孙鞅之治秦也，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
（《定法》）
“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设告坐之过，燔《诗》、《书》而明法令，塞私门之请而遂公家之劳，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
（《和氏》）
只有“燔《诗》、《书》”
一项为《列传》所无，不知究竟是不是事实。
假如是事实，那焚书之事便不始于秦始皇了。
在商鞅入秦之前，秦国可能已有“《诗》、《书》”
，如《书经》中的《秦誓》是秦穆公誓师之辞，《国风》中有《秦风》，多系襄公时代的诗。
传世《石鼓文》，据我所考定，也是襄公八年时的作品，而它的情调结构颇近于大小《雅》。
但这些高度的文化生活只限于上层，而秦国老百姓的一般生活则是非常原始的。
请看商君的自白吧：
“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
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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