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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恶感并不如此。
在有的民族，荣誉就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而生活，一个人即使在无人知晓自己的不端行为的情况下，也会为罪恶感所烦恼，尽管这种罪恶感可以通过忏悔得到减轻。
早期定居美国的清教徒们曾试图把一切道德置于罪恶感的基础之上，所有的精神病医生都知道当代美国人的良心是在为什么而苦恼。
但是在美国，耻辱感的作用在日益增强，而罪恶感却在不断减弱。
在美国这被理解为道德的松弛。
这样理解很有道理，但这里因为我们并不认为耻辱感也能担起道德的重任。
我们并不把伴随耻辱而出现的强烈的个人懊恼作为我们基本道德体系的原动力。
日本人是以耻辱感为原动力的。
不遵守明确规定的各种善行标准，不能平衡各种义务或者不能预见偶然性的出现都是耻辱。
他们说，耻辱是道德的根本，对“耻”
敏感的人，就是按所有善行标准办事的人。
“知耻之人”
有时可译为“有德之人”
，有时可译为“守信之人”
。
耻辱感在日本伦理观中与西方人道德观念中的“纯洁良心”
“笃信上帝”
和避免犯罪居于相同地位。
由此可以得出完全合乎逻辑的伦理结论，即人死后不会受到惩罚。
除了读过印度佛经的僧侣外，日本人对那种今生修行，来世有好报的因果轮回报应观念是很陌生的；除少数皈依基督者外，他们也不承认来世报应及天堂地狱惩罚之说。
那些为了求学或经商到美国的日本人并不是受国家主义情绪所驱使的。
但是，当他们试图在这个没有那么多道德规范的社会生活时，就常常感到过去那些精心安排的教育是“失败”
的。
他们感到日本的美德不能很好地输出。
他们想说明的并不是所谓的改变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很困难的，他们想说的远不止这些。
比起他们所熟知的中国人、泰国人来说，日本人适应美国式生活要困难得多。
日本人的特殊问题在于，在他们看来他们是靠这样一个安全感长大的，即只要遵守一种规则行事，别人就一定会注意到自己行动中周到细微的礼节行为。
他们看到外国人对这类礼节毫不在乎时，就茫然若失。
他们千方百计地寻找西方人在生活中所遵循的类同于日本的严谨礼节，一旦找不到，有些人就会愤怒，有些人则会恐慌。
三岛小姐在其自传《我狭窄的岛国》中绝妙地描写了她在宽松的文化环境中的经历。
她曾迫切地争取进入一所美国大学，她说服了她保守的家人们“不愿受恩”
的观点，接受一个美国奖学金最终进入了韦尔斯莱大学学习。
她说，那里的教师和学生关系非常密切，但正因为如此，她更难受。
“我对日本人普遍都有的完美无缺的举止感到自豪，但这种自豪受到了无情的伤害。
我很生气我自己不知道在这里该怎样恰当行事，而周围的环境却似乎在嘲笑我以前受过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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