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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仍然是各色人等共同的居住空间。
在我看来，这也是中国的“传统城市”
值得珍视的一份“遗产”
。
在眼下社会分化（分层）加剧的情况下，公共投入只能有利于共享，弥缝社会机体上的裂隙。
公共设施决不应扩大层级，而应努力拉近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群之间的距离。
这也属于政府提供公共品的基本原则。
城市建设，与环境影响的评估并重的，应当是社会效应的预测。
这里有人文学科专业知识运用的空间。
对于简·雅各布斯所激烈批评的埃比尼泽·霍华德的“花园城市”
与勒·柯布西耶的“辐射之城”
，我不能置一词。
但我知道那种城市规划设计思想，已在中国被广泛采用，而简·雅各布斯的思路，却难以被理解且更惮于落实——见效慢之外，还因太不容易“出彩”
。
她的那种由居民日常生活经验角度的观察与判断，是规划设计部门所不屑一顾的。
“辐射式的花园城市”
，是近十几年这一轮城市改造中常见的模式。
在所有那些“新城”
中，这种模式更清晰可见。
但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不管你是否喜欢，北京、上海都是中国人口密度相当高的城市。
其实除某些偏远地区的小城镇之外，中国的大中城市几乎无不高密度，且密度仍然在增高。
无论城市官员与开发商有何种个人口味，他们都不能不将此作为规划设计的基本依据，即为密集生存的众生创造尽可能适宜的生存环境，而非在这样的地面上建造天上的花园。
注释：
〔1〕政府官员的“嫌贫爱富”
，表现是多方面的。
放弃保护外企、民企工人的责任，在劳资冲突中“代表”
资方的利益；对农民、农民工权益的长期漠视；等等。
在城市建设中，则表现为与房地产商合谋，热衷于“开发”
高档住宅区（所谓“高尚社区”
），延缓对老旧社区基础设施的改善。
“城市始终被视为消费主义的舞台。
政治和商业方面出于权宜之计的考虑已经把城市发展的重点从满足社会的广泛需求转移到满足个体的有限需求上来。
对于这一狭隘目标的追求已经损害了城市的活力。”
（《小小地球上的城市》一，9页）
〔2〕“市场的动力是利润。
这种做法倾向于选择城区以外的基地或绿带边缘的农田，因为那里的土地便宜，资金能够很快地回笼。”
（《小小地球上的城市》四，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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