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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接通了《庄子》的思路。
更令方氏痛切的，自然还是他本人的有关经验。
《通雅·释诂》的附记说“每叹藏书难，读书难”
，说自己年二十出游，曾遍访诸藏书家，通籍后，“不与宴会，掩寓则读书”
，颇有抄录。
自家藏书，“亦自足枕籍”
。
“讵知流离至此，尽弃不问，追忆所记，仿佛梦中……欲求寻常书册，盈尺皆难，况其异乎！
嗟乎！
生平雅志在经史，而不自我先如此！
从刀箭之隙，伏穷谷之中，偷朝不及夕之荫，以誓一旦之鼎镬，随笔杂记，作挂一漏万之小说家言，岂不悲哉！
愚道人今年三十六矣，读书固有命！”
学人的困厄，殆无过于此的吧。
《通雅》就写在此种境遇中。
顾炎武也在一种类似逃亡的情境中，完成了《唐韵正》（参看赵俪生：《顾炎武新传》）。
读书、著述于流离中，与读书治学在平世，岂可同日而语！
方以智的这一种苦楚，是太平时世的文人学人无以想象的。
据黄宗羲的经验，书籍的散失尤易于他物，“卷帙即繁，难于收拾。
一散于婢仆，则入饧笛货碗之手；再散于书贾，则尺量其高下，权衡其轻重”
（《明文海评语汇辑》）。
聚散——不止载籍，而且其他收藏，以至一般所谓“财富”
，是数千年间常演不衰的戏剧，不惟在改朝换代之际。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古代中国没有中世纪欧洲那样的世袭贵族，因而书籍的聚散也正与其他社会财富的流转一道，映照着社会的一般状况。
陆世仪想出的万全之策，即藏书于曲阜孔氏，以为惟此可以“传之百王而不能易，垂之千万世而无弊”
（《思辨录辑要》卷五），有点奇思妙想，但你不能说没有道理。
每当乱世，书的流散与人的流离播迁即同在一个画面上，并彼此指涉。
从来书的故事也是人的故事，或者说更是人的故事。
载籍之厄，令人看出的，世运、文运外，更是读书人、书生的命运。
在士大夫的表述中，书籍聚散这一题目，确也便于抒写他们自己的命运之感。
江右的张自烈，写《芑山藏书记》、《葛川书归芑山记》，自记其藏书“后先得失废兴之故”
（《芑山文集》卷十八），就不妨读作他本人明清之际的小史。
至于上面提到的钱谦益、朱彝尊们，自然也在借此因缘，表达对于书生之厄、文化之厄的忧思与感慨；当他们述说之时，书生与那些书的确也同在“厄”
中。
有明一代号称博学的杨慎，却提示了别一种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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