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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氏说,“五代极乱之时,忽开文明之象;如锓木之事,实为艺林之珍”
;前此由于“刊本未出,传钞不易,一遇兵燹,**为煨烬”
,故“世传古籍,唐以前什一二,宋以后什八九”
(《经学历史》)。
宋代以还士人文集的流传,明人对于著述的热衷,确也赖有坊刻的鼓励。
书籍尽管因此失却了珍藏的价值,学术文化却得以更广泛地传播。
“平民化”
总有其代价,每每令敏感的文人有得失估量时的游移。
周作人写过一篇《贵族的与平民的》,像是由“五四”
初期的平民立场的后退,但这样解释未免简单。
文化评估中本可以有尺度的多样性,即使简帛的为“锓木”
取代,系必然之势,怎样优秀的藏书家也无奈其何。
黄宗羲、钱谦益的文集中,多有关于当代藏书楼、藏书家的记述,是涉及明代人文的大文字。
由那些记述看,其时的藏书楼固然说不上“公共图书馆”
,却是向特定人群(或人士)开放的图书馆。
贫寒的学人如顾祖禹,利用的就是有力者的收藏,于此藏书楼推助、支持学术文化的功能凸显。
藏书楼的书是出借的。
黄宗羲记自己与千顷斋的“借书缘”
,说“余至金陵,必借读之”
(《思旧录·黄居中》)。
不消说黄宗羲的身份就是借书证。
他在《思旧录·钱谦益》中说钱氏约自己为“老年读书伴侣”
,而那年十月,“绛云楼毁”
,叹息着自己没有“读书缘”
。
钱谦益本人也曾从黄虞稷处借书(《黄氏千顷斋藏书记》)。
关于藏书,钱氏有开明的主张,以为不妨出让,甚至“公人诵读”
,以此为“善守”
(同上)。
无论这主张能否普遍实行,思路却无疑在向着“公共图书馆”
的方向靠近。
无论藏书楼,还是书斋,都关乎风味。
黄宗羲尽管对祁彪佳的收藏并不都佩服,却仍然写到祁氏书室“硃红小榻数十张,顿放书籍,每本皆有牙签,风过铿然”
(《思旧录·祁彪佳》),写的就是风味。
缃帙、牙签的那一种味道,是任什么也不可替代的。
财富并不总能兑换成“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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