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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关注钱谦益宋版《汉书》的命运，关心的无非也是书在谁人之手。
但如若真的到了士人普遍贫困化的时候，谁又能是朱彝尊、王猷定所说的“其人”
呢？
士大夫的贫困化，是明清之际书籍流散的更日常的原因。
也是黄宗羲，说，“近来书籍之厄不必兵火，无力者既不能聚，聚者亦以无力而散，故所在空虚。
屈指大江以南，以藏书名者不过三四家”
（《天一阁藏书记》）。
他以“好之”
而又“有力”
为藏书的条件，而这两项从来难以兼具。
这意思也早已由欧阳修说过（参看黄宗羲：《传是楼藏书记》）。
藏书者未必读书者，读书者未必能文者。
锦轴牙签，徒“充为耳目之玩”
，是令穷书生嫉羡而又无可奈何的事。
于是黄宗羲叹息着“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天一阁藏书记》）。
多藏厚亡，到这种时候，《庄子》那些智慧而又诡谲的言说，确也太容易被人记起。
傅山就说过书之为累（《霜红龛集·杂记五》）。
王应奎《柳南随笔》记清初李馥“性嗜书，所藏多善本。
每本皆有图记，文曰‘曾在李鹿山处’。
后坐事讼系，书多散逸，前此所用私印，若为之谶者”
。
钱谦益、毛晋不然，“所用图记辄曰‘某氏收藏’、‘某人收藏’，以示莫予夺者，然不及百年而尽归他氏”
，由此看来，李馥所刻的那六个字，“寓意无穷，洵达识也”
（卷一）。
但收藏也正是人类持久不衰的冲动，从来不曾真的被吓退。
归有光就说，李清照的教训确“可以为后世藏书之戒”
，“然予生平无他好，独好书，以为适吾性焉耳，不能为后日计也”
（《题金石录后》，《震川先生集》卷五）。
嗜书亦如其他嗜，满足的本来更是当世以至当前的需求，非如金匮石室之藏，以传之百代万世为期待，何况读书人的嗜书，几成“天性”
，又怎能因了未可逆料的日后的聚散而放弃呢。
《明史·食货五》记明代关市之征，有“惟农具、书籍及他不鬻于市者勿算”
云云。
终明之世，以营利（即“鬻于市”
）为目的的刻印，却极其兴盛。
朱彝尊、黄宗羲对坊间刻印的观感，自然出诸贵族、雅人趣味；皮锡瑞由学术传播的角度说“锓木”
的文化意义，所见即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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