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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情不自禁,也证明了其“洒脱”
中固有隐忍。
在史案的残酷性充分显现之后,率先“检举”
的查氏当作何感想?会不会有梦魇,比如梦到遭凌迟者的血肉淋漓?对于自己当初的“检举”
,清夜扪心,能否坦然?或许他的心足够坚硬,并没有我们代为设想的种种。
下文还要写到查氏在案发后大肆进行的明史、南明史书写——令人疑心既出自不可抑制的冲动,亦隐含了自我救赎的动机——谁能说得清呢!
谢国桢以为查、陆、范“中途首告,临难苟免,实有足令人非议者”
(《晚明史籍考》卷一六《范氏记私史事》条),稍嫌苛刻。
至于黄宗羲因憎恶湖州籍的温体仁,竟说湖州史祸乃“天之报施者”
(《汰存录》),大可作为明人“党见”
深不可拔之一例。
案发那年查继佐已六十二岁。
仅由门人所撰年谱及《东山外纪》看,查继佐的“劫后余生”
并不惨淡,以至像是不适用“劫后余生”
这说法。
查七十六岁“终于正寝”
,一生有女人缘,有石缘(查氏嗜石,有大量收藏),有贤妻及追随左右的门人,晚年颇不寂寞,与吴炎、潘柽章的非但未尽其才、且未克享其天年,自不可同日而语。
查、范、陆与庄氏史狱有关的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
谈迁《国榷》张宗祥的《题记》,提到谈与查继佐“若不相识,各无一语及之”
,对此的解释是,谈氏在庄氏史狱前早已谢世,“而查氏既经史狱,幽囚二百日之后,虽奋笔成书,不欲表暴于世,深闭固拒,以史为讳”
,由此推想谈迁的那部大书,也只能“铁函深井,藏之已耳”
,哪里敢引以贾祸呢?
事实却是,查氏并不曾被史狱吓退。
他化名“左尹”
的《罪惟录》,系纪传体明史著作,《东山自叙》说写作该书,“始于甲申,成于壬子”
,历时二十九年〔12〕,史狱即发生在此期间。
查氏的自叙不讳其事,且说因此狱而“改书名为《罪惟》”
,还说此书“得复原题之日”
(按原题为“明书”
),也就是作者“得复原姓名之日”
。
至于题作“罪惟”
,据说取孟子知我罪我之意(参看谢国桢同书卷一六《大狱记》条)。
因史入狱,本应对史事避之惟恐不及的,却偏要撰史不已,也可以证明其人的倔强的吧。
年谱将查氏著《鲁春秋》系于康熙四年,史狱获释不过两年。
查氏在那本书的自序中写道,“鲁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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