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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关于徐有贞，说此人于诸经世之学研究有素，却“倾险躁进，每欲以智数立功名”
；更由人及其文，说其著述“多杂纵横之说”
，学术“不醇”
（集部别集类《武功集》）。
这里又有古代中国人对于“德”
与“能”
的综合考量。
你不妨相信儒家之徒固然有迂陋者，其心性之学也仍然有助于向着人的深入。
强烈的道德意识，强固的道德理想主义，培养了对于“政治人”
的观察、评鉴的严格尺度，同时又未必不能区分个人性情与服官行政的伦理（略近于近代所谓职业伦理、职业态度），理解“政治”
之于人的要求。
明末北方大儒孙奇逢说：“人黑白不分者，不可以涉世处人；黑白太分者，不可以善世宜民。
学问须要包荒，才是天地江海之量。”
（《夏峰先生集》卷一三《语录》）在明中叶以降严别正邪、君子小人的舆论环境中，孙奇逢的这一种说法也委实难得。
或许正因了他本人的道德自信，才能说得如此坦然。
对人心人性的洞见无间古今。
今人未见得比古人高明。
“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
（《庄子·田子方》），鲁迅曾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篇中引过。
我倒是以为，今天的自负才高的知识人，怕是两方面都有缺陷，并不真的“明礼义”
，却又陋于、暗于知人心。
在我看来有几分迂陋的张履祥，曾经说过对世事求之过深，会坏了自家的“心术”
，训诫起他的幼子，却也说，尽管有“知人之明”
不可学的说法，自己却认为“虽不能学，实则不可不学也”
（《训子语》上，《杨园先生全集》卷四七）。
王夫之则更直截了当地说，“读书者，以知人论世为先务”
（《读四书大全说》卷六）。
无论是否“为先务”
，总要力求“知人论世”
，才不至于“死于句下”
，或者像常谈所说的那样“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
的吧。
2012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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