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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主流—非主流”
）二分的思维框架，致力于发现已有的历史叙述模式之外的“历史”
。
我注意到，个人、家族档案正在陆续浮现，经由出版机构，更凭借了网络这一媒介。
已经有一些被反复讲述的人物；或许可以转移焦点，发现其他有开掘可能的人物。
经由事件、人物，有可能更深地进入“历史”
：这也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强项。
深入到精神层面，更是文学研究者区别于传统史学的自己的路径。
善用所长，才能在跨领域的研究中呈现自己的面目。
所谓的“人文风土”
，无非其地其人。
古人的“人物考”
，是“史学工作”
，意图往往也在保存“乡邦文献”
。
鲁迅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就属意于乡邦人物，和他们与乡邦有关的著述——也是在自觉地尽一份对于家乡、故土的责任。
这是一种很好的传统，留下了一批与地域有关的文字材料。
这些材料都有利用的价值。
知道你在整理那一时期的游记。
不消说，纪游文字通常写在行走之后，是行走后的回溯，印象经了选择、过滤，不同于同步拍摄——即“同步”
，也仍然有选择，镜头后面有一双拍摄者的眼睛。
此外还有必要考虑到文体的传统。
方志、游记等等的书写，受制于既经形成的形式，文体规范。
游记作为散文的一体，渊源古老。
抗战时期知识人的纪游，也仍然不免会有传统书写方式隐隐的制约。
不同的行者又有各自的见与未见（或视而不见），写与不写。
这种个人化的书写策略，与抗战的大环境以及行走者的处境、际遇有何关系（或并无关系），也不妨作为考察中的选项。
所有这些，都有可能丰富考察的层次。
学术工作中意外的发现，也如行旅中的遇境：乐趣不也正在这种时候？
考虑到你的旨趣，那些游记对当地（行经地）的民情民风的关注度，自然是重要的考察内容。
那些作者仅仅凝视山水，还是同时注意到城郭人民，他们的经验世界是不是因行走而扩张，还只是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地行走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这也是一种行走中的状态，并不奇怪。
抗战这一历史情境中的游、行走与平世不同，这种不同可能在你的阅读期待中。
但没有这种期待或许更好。
抗战的确是大事件，但处在那一历史时间中的人，未见得念兹在兹，无时或忘。
陈寅恪曾谈到“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
一个学科有必要不断扩大材料的来源，以打破已有材料构成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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