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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民图》所绘,就是这种伤心惨目的景象。
民的“游”
、“流”
,并不都适于和士大夫置于同一框架中考察。
但抗战时期不同。
漂泊的知识人往往也是“难民”
,只不过与“流民”
有艰困程度的不同而已。
古代史上知识人的迁徙,以人数与品质而备受瞩目的,是晋、宋两代,永嘉之乱、靖康之乱中士大夫随了政权的“南渡”
。
这种迁徙,改塑了南北文化版图,其后果至今仍有清楚的显现。
20世纪抗日战争中知识人的迁徙与以上两次不同,不具有宇文所安所说的“贵族殖民”
的性质(参看宇文所安:《下江南:关于东晋平民的幻想》,收入《下江南——苏州大学海外汉学演讲录》),且时间较为短暂;战争结束后,高校、研究机构也就“复员”
。
也如同晋、宋两代,20世纪抗战中的流动,无非为了寻找生存空间,寻找发展的空间。
“流民”
之“流”
,目标往往在前者,所谓“就食”
,如同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居”
;知识人就同时要顾及——甚至主要着眼于——后者,比如要求基本的办学条件,起码的科研环境。
我已提到自己近期涉及了一些历史地理、人文地理方面的文献。
我发现难题不在材料短缺,而是面对的有关文献太过“浩繁”
了,尽我所能,也不过挹了几勺水而已。
正史的“地理志”
、“河渠志”
之外,还有历代所修的地方志,与“方舆”
有关的官方及私家著述;大量的游记、纪游诗之类,还来不及被我利用。
游记虽然属于非虚构类作品,也仍然不便直接作为“史料”
——或许这一种意义上的“真实性”
,对于研究并不总是那么重要。
有可能你更关心的是其中的情怀,作者对于外部世界的印象,以至自我想象、自我建构。
探寻四十年代,涉及具体地域,是不是也可以打破现代文学史、现代史的界域,更广泛地取材,尝试着开掘历史的纵深?
台湾史学家王汎森曾提醒治中国近代史者注意“私密性文件”
(日记、书信等)、“地方性材料”
,“未参与近代的主流论述的所谓保守派或旧派人物的著作”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有必要打破“中心—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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