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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明清之际,我的兴趣也仍然更在人,经由读人而读历史——直接由文学研究中延续了下来。
“追寻叙述的历史情境”
是后来才逐渐明确的。
由提问看,你似乎想在我的两个阶段的学术工作间找出贯穿的线索。
在新近出版的《想象与叙述》中,我自己也梳理了有关的线索,归结到我的“文学研究者”
的身份,文学研究的专业训练。
在这之前,我曾经强调过由史学中得益,但在写这本书时,我更愿意强调另一面,即我进入历史的“文学研究者”
的方式。
李庆西:记得九十年代初,陈平原提出现代文学研究要“走出现代文学”
,这种走向外部研究的思路好像是少数学人圈子里的先知先觉,其实各人怎样“走出去”
的路径各有异趣。
你当时出版了《北京:城与人》、《地之子》两本书,研究视野很明显地拓向历史、文化与民俗,那个时期你是否也处于某种彷徨与转折的关口?
赵园:我一再被人问到何以由中国现当代文学转到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这两个领域像是毫不相干。
其实我的转向明清之际,并没有预先的设计;写你提到的那两本书,与后来的转向也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不是“转向”
过程中的环节、前期准备。
其实梳理历史,我写的第一本书《艰难的选择》更力求“系统”
;对于“民俗”
,只不过偶尔涉及,并没有持久的关注。
我的所谓“研究”
,往往先因了作家作品的吸引。
读了几篇当代的京味小说,是写《北京:城与人》的缘起。
又由于硕士论文写过老舍,有可能给那几篇京味小说以“纵深”
,如此而已。
写《地之子》,意图较为明确:要写一点与乡村有关的东西,使我的某种“情结”
得以寄寓。
转向明清之际却是偶然的。
也有可能转向另一个时段。
只是不能再在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里流连——热情与动力已消耗殆尽,必须重新开始,否则研究工作就难以继续。
我的“转向”
首先是“为己”
,为了以新的领域激发活力。
如果一个人的“学术史”
足够漫长,就会有不止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问题在你是否有选择的意愿和勇气。
现在回头看来,当初的选择实在很明智。
即使在转向了明清之际之后,也仍然尝试着改变,重新学习,也无非为了激发潜能与活力。
一个朋友向我讲到了某画家的“衰年变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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