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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据《礼》的规范性表述套古代中国人的伦理实践，难免不流于简单化的吧。
又想到了一点题外话。
清初，有一位愤世嫉俗的诗人方文，写过一句尖刻的诗，“五伦最假是君臣”
（《舟中有感》），应当是看多了易代间的表演后的感慨。
其实“五伦”
中哪一伦都可能有假，只不过最有可能假的，似乎的确是君臣这一伦。
张明扬：这里又可以引申到另外一个问题，清亡之际同样出现了如王国维、郑孝胥、陈三立等一大批汉族“遗老遗少”
，如何看待汉族知识分子在此种特殊历史情境中的“遗”
。
赵园：清末民初，不在我的研究范围。
推荐有兴趣的读者读一读台湾学者林志宏的著作《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台北联经版）。
“民国乃敌国也”
，是郑孝胥的话，用作书名，实在醒目。
我注意到，明人对于元儒（即如许衡）与蒙元当局合作，是有争议的，对元遗民却大多怀了敬意，也无非着眼于操守。
他们并不都像钱穆那样对这种现象义愤填膺，说这些人何以不知春秋大义——当然钱穆的义愤也有他的背景，多少也是拿古人说事儿。
民初就不然了。
民初的知识人看清遗民，眼神大多是不敬的。
直到我成长的年代，说某人是“遗老遗少”
，仍然是鄙夷不屑的态度，或许就与清遗民有关。
连带的，对王国维，以至后来的对陈寅恪、吴宓，都有了理解、评价的困难，甚至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比如对王国维的自沉。
我相信毛泽东批评韩愈的“伯夷颂”
，影响了与“遗民”
有关的认知，以至历史上的“遗民现象”
，即使没有成其为禁忌性的话题，也难以得到深入的讨论。
我曾经对这样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何以不能吸引更多的海外学者感到困惑，想到的解释是，或许它更是古代中国特有的现象，欧美文化中没有足以对应的类型——这只是我的无知妄说，情况很可能不是这样。
而国内的研究界，恐怕还要由意识形态方面解释。
当然，近些年的情况已经不同。
我访台期间发现，甚至有些不那么知名的明遗民，也成为了研究生学位论文的论题。
也因此可以知道，也要在较为开放的环境中，遗民——包括清遗民，甚至包括有“遗民倾向”
的今人，才可能被以“正常的”
态度对待，获得有深度的讨论。
原载2012年7月8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附记：上述访谈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刊出后，有钱伯城先生的回应《关于韩愈〈伯夷颂〉引起的争议》，刊《上海书评》2012年8月19日《读者会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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