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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种错本不该发生的。
我当时想，这位批评者为了这篇评论文字，做了多少功课，包括版本方面的！
竟然有人如此仔细地读我的书，愧汗之余，我仍然觉得快慰。
责任编辑是学术作品的第一位读者。
《易堂寻踪》的责编张国功先生，《阅读人世》的责编王欲祥先生，都在编辑过程中发现过硬伤，使那些错在出书前得到了校正。
由于知识准备的严重不足，出错几乎无可避免，尽管我已经如临如履。
这些较我年轻的学人——学术作品的编辑也是学人——施教于我，不能不令我感激。
我的去年病逝的表兄，是我的亲属中最认真的读者，曾为《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列出“勘误表”
（他用的说法是“修订表”
），工工整整的两页。
其中所勘之误，就有止庵先生指出过的。
而我的表兄并非所谓的“学者”
，不过是一个“读书人”
。
“读书人”
岂是谁都能当得！
陈定家：您刚才谈到自己“得益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良好的学科环境”
，能否就这个话题再谈一谈？
赵园：我得之于工作单位的，不如得之于“专业界”
的多。
这些年来人们将80年代过分地诗意化了。
这种诗意化有其现实的指向，大家对此都心知肚明。
但也应当说，即使80年代没有那样美好，那一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回望中也仍然有美好之处。
王瑶先生，樊骏先生，严家炎先生等前辈学者的风范，他们扶植、奖掖后进的胸怀与气度，他们所创造的和谐的内部环境，不同世代学人间的互动互补，同代学人间的合作与此呼彼应——尤其京沪之间——实在令人怀念。
那真的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学术时代。
还记得王先生担任学会会长期间组织的两次“创新座谈会”
。
尽管第二次就有点气象衰飒，仍然贯彻了鼓励年轻学人的宗旨。
我以为他们将作为学科研究对象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某种精神带进了学科，使学科充溢着青春气息和进取精神。
这个学科在“文革”
后的“思想解放”
运动中，一度处于前沿，在后来的市场化过程中边缘化了。
这固然由于时势的变化，也与学术界、专业界的生态有关。
那一种境界已经不可追寻，成为了一段遥远的记忆。
我们跟年轻的学人谈那段学科史，像是在“说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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