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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头宫女说天宝遗事，这是不是有点可悲？
我的学术活动在那个生气勃勃的时期起步，得到了开放的学术环境的鼓励。
一再听人们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学人“越界”
的努力与取得的成绩，这也应当是这个学科的活力的一种证明。
即使在走进“明清之际”
后，我也仍然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保持着联系，不但有与年轻学人的交流，而且我的选题，关注点，至少有一些，是在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形成的。
陈定家：您曾经以《任道与任事》为题对“明清之际士人的参政意识”
进行过独到的分析与阐发，您认为积极的政治参与，是有明一代士风的重要“面向”
。
我想问问，这种热衷于“任道与任事”
的风气成因何在？影响如何？对于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有什么借鉴意义？
赵园：明代的士大夫决不像明亡之际的反省中所说的，“风痹不关痛痒”
，只能“袖手谈心性”
，他们中的杰出者绝不缺乏行动能力。
梁启超就过，“他们里头很有些人，用极勇锐的努力，想做大规模的创造”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这种风气应当与学派比如王学的兴起、与明中叶以降的士风有关，也依赖于王朝政治所留出的空隙，提供的空间。
明代士大夫活跃的民间政治（王汎森的说法是“下层经世”
），就赖有上述条件。
我感动于这种虎虎生气、昂扬意气与积极践履的精神，虽则我自己仍然更是“书斋动物”
。
我关于明清之际士大夫的考察，政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与一个时期里“去政治”
的取向相左。
我的确关注那一时期的士大夫与政治，与王朝政治，与民间政治，关注他们在有关的实践中的担当，这种担当的极端的严肃性，考察中时有感动。
我从来没有那种以政治为“污”
的洁癖，即使在刚刚经历了“文革”
的那时候。
我关心的更是政治中的人性，当然也包括人性的扭曲、变形，却不赞同由此而引出的极端的结论。
我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谈到社会组织即NGO，认为社会组织、民间机构的兴起，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无论较为高端的书院、读书会，还是从事社区服务的志愿者组织。
我不以为知识人都应当“任事”
，对能“任”
善“任”
者却一向怀了敬意。
人文知识分子仅仅有“人间情怀”
是不够的。
既能“坐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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