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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那些与明末清初有关的论文,我都仔细地读过,会琢磨他何以这样选题,如何使用材料,等等。
我从中受益的,还有国外汉学。
只不过服膺之余,往往又不无保留,并不一味地佩服。
这话题说起来太复杂,就不便展开了。
南都:在您的学术训练中,您认为哪些方面是更为重要的?
赵园:我曾经由桐城派那里借来“义理、考据、词章”
,说我认为必需的三项基本训练,我将这三项修改为“思想、材料、文体”
。
我以为这种排列顺序正包含了优先次序。
我把我的有关的想法,在《想象与叙述》附录的《治学杂谈》中,已经说得很明白。
现在我想说的是,顺序应当是因人而异的。
作为学人,有必要对治自己的缺陷,而且始终处在这种状态。
“学术训练”
应当是终生的。
“扬长避短”
,或许给了你借口,使你满足于你的那点长处,也就难以长进。
我在别处已经一再提到,取材“精审”
,是很难达到的境界。
“新问题”
、“新材料”
互为因果。
新材料的发现固然有待于新问题的烛照,新材料也会触发新的思考。
此外文体也需要艰苦地训练。
记得台湾学者钱永祥曾提到有人建议设立最差写作奖(是否这个名目,记不太清了),他挖苦说可以入选的学术、理论文字太多,倘若评选的话,必有遗珠之憾。
对于文学研究者,你本人的文字能力,与审美能力正相关。
你有可能两方面都差,因此事实上不适于研究文学。
南都:收入《论小说十家》中的关于张爱玲和萧红的文章,可以说是对这两位作家最早的研究之一,您是如何“发现”
她们的?能不能谈谈《论萧红小说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一文的写作过程?
赵园:我已不记得是怎样读起了张爱玲的《传奇》、《流言》的,当时想必大有触动,为了那令人羡慕的才情。
或许事先受到了夏志清那部小说史的引导。
能够肯定的是,无论张爱玲还是萧红,最先吸引了我的,都是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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