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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发现，没有外部的压力，又不肯给自己压力，使我的有些年轻同行失重。
我所在的研究机构，确有一些年轻人在这样地将自己“混”
老：是不是对不住纳税人供给的衣食？你看，我常常这样地与自己辩难，在不同的方向间游移不定。
南都：如何找到灌注自己生命体验的学术对象，您对年轻的研究者有什么建议吗？
赵园：这似乎属于那种不大可能传授的“经验”
。
你得先有“生命体验”
，有一些刻骨铭心的感受，然后才有机会与那个对象相遇，将自己的生命体验“灌注”
。
大家都在生活，人文知识分子还需要思考生活。
这无疑会增添生存的负担，是必要的付出。
我不想过于强调经历对于学人的意义，似乎非要经受了大苦大难，才能做出有深度的学术。
我在王夫之那里，读到的是艰难“疢疾”
之于人的斫丧，而不是贫贱忧戚“玉汝于成”
。
我不熟悉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门罗（一译芒罗）。
由报道看，她生活在加拿大的小镇，身份之一是家庭主妇，想必没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非常经历。
这不妨碍她对人类普遍经验的深刻体认。
对于年轻的研究者，我的建议仅仅是，认真地生活，观察周围的人事，由日常生活中磨砺洞察力，理解力。
对于周围的年轻学人，我并不苛求，只希望他们能做合格的学术，当然合什么“格”
，要看他们的标准；我建议他们“取法乎上”
——何者为“上”
，也仍然取决于他们自己的眼界。
南都：您的明清之际研究中，士与他的时代之间的紧张也是触及的问题之一，就您的经历而言，您觉得学者如何面对与自身时代的紧张？
赵园：明清之际的士大夫面对与自身时代的紧张，因应之道是因人而异、因时而有不同的，并没有一致的对策。
尽管当时有苛论，甚至责人以死，但也仍然有空间，有可供选择的余地。
有人作激烈的抵抗，也有人洁身自好；有的先抵抗，后退守，守住自己认为的那条底线。
黄宗羲、王夫之都是由抗清前线退下来专心著述的。
如果没有他们的著述，也就不会有我的“研究”
。
更有一些有经世之志的儒家之徒，即使朝代更换，也仍然以生民为念。
我不想在这诸多选择中区分高下，却要说我欣赏那种无论在何种境遇中都不失“民胞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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