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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还有各里甲十年一轮的“大当”
之役，其有关费用仍是由族人“照丁米”
摊派。
如云：“本朝鼎革，诸派浩繁，里役策应俱照丁米。
顺治十二年，每丁、石费至三十余两；康熙四年，每丁、石费近三十两；十四年比前较省，费七两；廿四年时正升平，每丁、石费三两。”
至康熙五十年，“通县公议，照米递年出银帖解费，县官自收自解，详文府、司、院批准遵行，永革大当名目。”
因此，清中叶以后的里甲之役，主要是负责催征所属钱粮花户的田赋。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时因“奉宪均苗”
，把李氏族人的部分田产拨归外甲，而李氏家族却并未因此而放弃对有关田赋的催征权，仍是由本族委派“听年”
之人统一催征。
由此可见，历明清两代，李氏家族始终对本族的人丁和田产实行了有效的控制，从而把全体族人纳入了同一户籍与赋役的共同体。
此外，李氏还先后接收了“绝甲顾永贵塔心田共租五十石”
，“绝甲林旺存银五两”
及“徐福插入本户为甲首充银十两”
。
这表明李氏家族属于里长户，因而对所属甲首的户籍和田产也有不同程度的控制权。
户籍的世袭化与赋役的定额化，不仅强化了家族组织，而且使某些家族组织发生变形。
明人林希元在《家训》中说：“本户先世因人丁稀少，有将养男收入册籍者，以相帮当门户也。
今宜以此为诫，已入籍者不许收入家谱。”
1691这就说明，明代福建养子之风的盛行，与户籍的世袭化与赋役的定额化有密切关系。
尽管林希元把“养男”
视为非类，但既然养子与亲子共同继承同一户籍，实际上也就属于同一家族组织。
万历年间，惠安县骆氏家族发生“养男”
后裔与嫡系子孙的纠纷，其原因也是在于对里甲户籍的共同继承。
据记载，骆氏先人曾将养子“俱收入籍”
，共支户役，而又“虑世远健奴乘主，严历传家，族谱记载详悉”
。
从明初至明后期，“里长差役两房轮当，户下甲长各有分属”
。
因此，有的养子后裔不甘心被视为非类，“掇采谱记糟粕，声惑宦家代笔志铭”
，公然以骆氏嫡系长房自居。
L70l清代福建各地的家族组织，虽然对“螟蛉异姓”
不无限制，但一般都允许把养子及其后裔收入族谱，并参加有关的祭祖活动，使之成为依附式宗族的正式成员。
清人对养子及其后裔的这种宽容态度，固然是现实利害关系使然，但无疑也是为了尊重“共支户役”
的历史事实，即所谓“不慎之于始，而慎之于后，亦非折衷办法也”
71。
与此相反，在血缘关系相当密切的族人之间，如果分立若干不同的户籍，却有可能导致家族组织的分化或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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