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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
（有时，他说得太早，连社会也反对他，也排轧他。
）譬如我们学兵式体操，行举枪礼，照规矩口令是“举……枪”
这般叫，一定要等“枪”
字令下，才可以举起。
有些人却是一听到“举”
字便举起来，叫口令的要罚他，说他做错。
文艺家在社会上正是这样；他说得早一点，大家都讨厌他。
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
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文学家生前大概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潦倒地过了一生，直到死后四五十年，才为社会所认识，大家大闹起来。
政治家因此更厌恶文学家，以为文学家早就种下大祸根；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
在座诸位的见解，我虽然不知道；据我推测，一定和政治家是不相同；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
到了后来，社会终于变动了；文艺家先时讲的话，渐渐大家都记起来了，大家都赞成他，恭维他是先知先觉。
虽是他活的时候，怎样受过社会的奚落。
刚才我来讲演，大家一阵子拍手，这拍手就见得我并不怎样伟大；那拍手是很危险的东西，拍了手或者使我自以为伟大不再向前了，所以还是不拍手的好。
上面我讲过，文学家是感觉灵敏了一点，许多观念，文学家早感到了，社会还没有感到。
譬如今天××先生穿了皮袍，我还只穿棉袍；××先生对于天寒的感觉比我灵。
再过一月，也许我也感到非穿皮袍不可，在天气上的感觉，相差到一个月，在思想上的感觉就得相差到三四十年。
这个话，我这么讲，也有许多文学家在反对。
我在广东，曾经批评一个革命文学家——现在的广东，是非革命文学不能算做文学的，是非“打打打，杀杀杀，革革革，命命命”
，不能算做革命文学家的——我以为革命并不能和文学连在一块儿，虽然文学中也有文学革命。
但做文学的人总得闲定一点，正在革命中，那有功夫做文学。
我们且想想：在生活困乏中，一面拉车，一面“之乎者也”
，倒底不大便当。
古人虽有种田做诗的，那一定不是自己在种田，雇了几个人替他种田，他才能吟他的诗；真要种田，就没有功夫做诗。
革命时候也是一样；正在革命，那有功夫做诗？我有几个学生，在打陈炯明时候，他们都在战场；我读了他们的来信，只见他们的字与词一封一封生疏下去。
俄国革命以后，拿了面包票排了队一排一排去领面包；这时，国家既不管你什么文学家艺术家雕刻家；大家连想面包都来不及，那有功夫去想文学？等到有了文学，革命早成功了。
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
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
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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