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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文化渐进，人和人之间，妒忌之心，渐次发达，争风吃醋的事渐多，同族之中，必有因争色而致斗乱的，于是逐渐加繁其禁例，最后，遂至一切禁断。
而在古代，和亲的交际，限于血缘上有关系的人。
异姓间的婚姻，虽然始于掠夺，其后则渐变为卖买，再变为聘娶，彼此之间，无复敌意，而且可以互相联络了。
试看春秋战国之世，以结婚姻为外交手段者之多，便可知《郊特牲》附远二字之确。
这是同姓不婚之制，所以逐渐普遍，益臻固定的理由。
及其既经普遍固定之后，则制度的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威权，更不必要什么理由了。
妒忌的感情，是何从而来的呢？前文不是说，妒忌不是人的本性么？然两性间的妒忌，虽非人之本性，而古人大率贫穷，物质上的缺乏，逼著他不能不生出产业上的嫉妒来。
掠夺得来的女子，既是掠夺者的财产，自然不能不努力监视着他。
其监视，固然是为著经济上的原因，然他男子设或与我的奴隶发生性的关系，就很容易把她带走，于是占有之欲，自物而扩及于人，而和此等女子发生性的关系，亦非得其主人许可，或给以某种利益，以为交换不可了（如租赁，借贷，交换等。
《左氏》襄公二十八年，庆封与卢蒲嫳易内；昭公二十八年，祁胜与邬臧通室；现在有等地方，还有租妻之俗；就是这种制度的遗迹）。
再进，产业上的妒忌，渐变成两性间的妒忌，而争风吃醋之事遂多。
内婚的禁忌，就不得不加严，不得不加密了。
所以外婚的兴起，和内婚的禁止，也是互为因果的。
掠夺婚起于游猎时代，在中国古书上，也是确有证据的。
《礼记·月令》《疏》引《世本》说：大昊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
托诸大昊，虽未必可信，而俪皮是两鹿皮，见《公羊》庄公二十二年何《注》，这确是猎人之物。
古婚礼必用雁，其理由，怕亦不过如此。
又婚礼必行之昏时，亦当和掠夺有关系。
中国农业起于女子，捕鱼在古代，亦为女子之事，说见第十一章。
农渔之民，都是食物饶足，且居有定地的，畋猎对于社会的贡献比较少，男子在经济上的权力不大，所以服务婚之制，亦发生于此时。
赘婿即其遗迹。
《战国·秦策》说大公望是齐之逐夫，当即赘婿。
古代此等婚姻，在东方，怕很为普遍的。
《汉书·地理志》说：齐襄公**，姑姊妹不嫁。
“于是下令国中：民家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
民至今以为俗。”
把此等风俗的原因，归诸人君的一道命令，其不足信，显而易见。
其实齐襄公的姑姊妹不嫁，怕反系受这种风俗的影响罢？《公羊》桓公二年，有楚王妻媦之语（何《注》：媦，妹也）。
可见在东南的民族，内婚制维持较久。
《礼记·大传》说：“四世而缌，服之穷也。
五世袒免，杀同姓也。
六世亲属竭矣，其庶姓别于上（庶姓见下章），而戚单于下（单同殚），婚姻可以通乎？系之以姓而弗别，缀之以族而弗殊，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然则男系同族，永不通婚，只是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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