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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曰：“纪传行之千有馀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矣。
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
……”
（《文史通义·书教篇》）。
此言班书以下，作者皆陈陈相因，无复创作精神。
其论至痛切矣。
然今所谓二十四史者，其品之良秽亦至不齐。
同在一体裁中，而价值自固有高下。
前人比较评骘之论既甚多，所评当否，当由读者自悬一标准以衡审之，故今不具论。
惟有一明显之分野最当注意者：则唐以前书皆私撰而成于一人之手，唐以后书皆官撰而成于多人之手也。
最有名之马、班、范、陈四史，皆出私撰，前已具陈。
即沈约、萧子显、魏收之流，虽身为史官，奉敕编述；然其书什九，独力所成。
自唐太宗以后，而此风一变。
太宗既以雄才大略，削平天下，又以“右文”
自命，思与学者争席。
因欲自作陆机、王羲之两传赞，乃命史臣别修《晋书》，书成而旧著十八家俱废（看《史通·正史篇》）。
同时又敕撰梁陈齐周隋五书，皆大开史局，置员猥多，而以贵官领其事。
自兹以往，习为成例。
于是著作之业等于奉公编述之人，名实乖迕。
例如房乔、魏征、刘煦、托克托、宋濂、张廷玉等，尸名为某史撰人，而实则于其书无与也。
盖自唐以后，除李延寿《南史北史》，欧阳修《新五代史》之外，其馀诸史，皆在此种条件之下而成立者也。
此种官撰合撰之史，其最大流弊，则在著者无责任心。
刘知几伤之曰：“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
故头白可期，汗青无日。”
又曰：“史官记注，取禀监修。
一国三公，适从何在？”
（《史通·忤时篇》）既无从负责，则群相率于不负责，此自然之数矣。
坐此之故，则著者之个性湮灭，而其书无复精神。
司马迁忍辱发愤，其目的乃在“成一家之言。”
班范诸贤，亦同斯志，故读其书而著者之思想品格皆见焉。
欧阳修《新五代史》，其价值如何，虽评者异辞，要之固修之面目也。
若隋、唐、宋、元、明诸史，则如聚群匠共画一壁，非复艺术，不过一绝无生命之粉本而已。
坐此之故，并史家之技术，亦无所得施。
史料之别裁，史笔之运用，虽有名手，亦往往被牵掣而不能行其志，故愈晚出之史，卷帙愈增，而芜累亦愈甚也（《明史》不在此例）。
万斯同有言：“治史者，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寝匮湢焉，继而知其蓄产礼俗焉，久之，其男女少长性质刚柔轻重无不习察，然后可制其家之事也。
官修之史，仓卒而成于众人，不暇择其材之宜与事之习，是犹招市人而与谋室中之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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