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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种年谱，实有赖于考订。
倘无考订的工夫，冒昧的依从旧有的记载，那么，古人含冤莫白的，不知有多少了。
但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似乎不免超过了考订的范围，有许多替王安石辩护的话，同时写在考订的话之后；辩护虽很不错，却和考订的性质有点不同了。
总结上面四种年谱种类说几句话，就是我们要想作年谱先要打定主意，想做的是那一种，是创作的呢，还是改作的？是独立的呢，还是附见的？是平叙的呢，还是考订的？主意定了，才可以动手。
乙年谱的体例
接着的便是年谱的体例问题，我们须得讲个清楚，使学者知道年谱怎样作法。
（一）关于记载时事——谱主的背景
世上没有遗世独立的人，也就没有不记时事的年谱。
伟大的人，常常创造大事业，事业影响到当时人生，当然不能不记在那人的年谱上。
就是活动力很小的人，不能创造大事业，而别人新创造的事业，常常影响到他身上，那么，时事也应占他年谱的一部分。
不过谱主的趋向既各不同，年谱记载时事，自然也跟着有详有简。
详简的标准，我们须得说一说：
譬如陈白沙是荒僻小县的学者（我的乡先辈），不曾做过教学以外的事业；生平足迹，只到过广州一次，北京两次；生的时世又很太平：简直可以说他和时事没有直接的关系。
倘使替他做年谱，时事当然少记。
又如钱竹汀的科名虽然不小，但只做了几年闲散的京官，并没有建设什么功业，到了中年，便致仕回里，教书至死，生的时世也很太平。
我们要想把时事多记些上他的年谱，也苦于无法安插。
又如白香山的诗，虽很有些记载社会状况的，生的时世虽很纷乱，但他不曾跑进政局和时事还没有直接关系，不过总算受了时事的影响。
倘使我们替他做年谱，时事自然可以记载些。
像这类纯粹的学者、文人，和时代的关系比较的少，替他们做年谱，要记载时事，应该很简切，假使看见旁人的年谱记时事很详，也跟样，那可错了。
反面说，学者，文人，也有根本拿时代做立脚点的。
例如顾亭林，虽然少做政治活动，而他的生涯完全受政治的影响，他的一言一动几乎都和时代有关系。
假使他的年谱不记时事，不但不能了解他的全人格和学问，而且不能知道他说的话是什么意义。
从晚明流寇纷起，满洲人入关得国，到明六王次第灭亡，事事都激动他的心灵，终究成就了他的学问。
像这类人虽然没有做政治活动，他的年谱也应该记载时事，而且须记详细些。
若谱主正是政治家、当轴者，那更不用说，无论是由他创造的事业，或是有影响于他身上的时事，都应该很详细的记入他的年谱。
有一种文人，和当时的政事有密切关系。
假使他的年谱不记时事，我们竟无法看懂他的著作，认识他的价值，而时事亦即因此湮没不少。
例如一般人称杜甫的诗为诗史，常常以史注诗，而不知诗里便有许多史册未记的事。
又如顾亭林的诗，影射时事的也不少，其中有一首，记郑成功张煌言北伐至南京的一事，说张煌言曾与李定国定期出兵，因路远失期，以致败走。
假使《顾亭林年谱》不记时事，怎么知道这诗所说何事？即使知道了郑张北伐的事，不端详诗句的隐义，也会湮没了张李相约的轶闻。
所以谱主的著作，和年谱对看，常有相资相益之处；而年谱记载时事，也因此益觉重要。
大概替一人作年谱，先须细察其人，受了时事的影响多大？其人创造或参与的时事有几？标准定了，然后记载才可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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