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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作传，但描写这个人的真相，不下一句断语，而能令读者自然了解这个人地位或价值，那才算是史才。
作传如此，作年谱也如此。
真是著述名家，都应守此正则。
有时为读者的方便起见，或对于谱主有特利的看法，批评几句也不要紧。
但一般人每乱用批评，在年谱家比较的还少。
现在拿两部有批评的年谱来讲，一是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一是胡适之的《章实斋年谱》。
与其用自己的批评，不如用前人的批评。
年谱家常常如此，但亦不能严守此例。
蔡上翔引人的话很多，用自己的话尤其多。
胡适之有好几处对旧说下批评。
固然各人有各人的见解，但我总觉得不对，而且不是做年谱的正轨。
蔡上翔为的是打官司，替王安石辩护，要驳正旧说的诬蔑，也许可邀我们的原谅。
但批评的字句应该和本文分开，不该插入纪事的中间。
蔡胡都没有顾及这点，以文章的结构论，很不纯粹。
如果他们把自己的见解，做成叙文，或做附录，专门批评谱主的一切，那么，纵使篇幅多到和年谱相等，也不相妨了。
蔡上翔替王安石辩护的意思固然很好，但是他的作品却不大高明。
他把别人骂王安石的文章录上了，随即便大发议论，说别人的不对，这实在不是方法。
我以为最好是详尽的叙述新法的内容，某年行某法，某年发生什么影响，某年惹起某人的攻击，便够了。
自己对于攻击者的反驳，尽作为附录，不可插入本文。
凡是替大学者政治家作年谱，认为有做批评的必要时，都应该遵守这个原则。
（六）关于附录
上面讲的考证和批评，我都主张放在附录里面。
其实附录不止这两种，凡是不能放进年谱正文的资料，都可占附录的一部分。
要知道谱主的全体，单从生年叙到死年还不够。
他生前的家况，先世的系统，父母兄弟的行事，……
与其旁文斜出，分在各年下，不如在正谱之前，作一个世谱。
《王阳明年谱》的《世德纪》便是世谱的一种格式。
因为王阳明的父祖都是有名的学者，做官也做到很大，年寿又高，并不是死在王阳明的生前。
假使把他们的行事，插入年谱，一定觉得累赘。
所以作者抄录别人替他们作的传和墓志铭在一处，作为年谱的附录。
虽然《世德纪》里面，载了不少非世德的文章，有点名不副实；但这种不把附录当正文的方法，总是可取。
譬如陆象山几兄弟都是大学者，互相师友。
假使我们作陆象山的年谱，其关于他的兄弟行事，与其插入正文，不如另做小传放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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