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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之中，则人学为尤急切……人学者，群学入德之门也。
人学又析而为二焉：曰生学，曰心学。
生学者，论人类长养孳乳之大法也，心学者，言斯民知行感应之秘机也；
第三层次即最高层次为群学，
群学治，而后能修齐治平，用以持世保民以日进于郅治馨香之极盛也。
[13]
以现代观念言之，这可谓严复心目中的西学谱系，由自然科学而至于研究人自身的科学再进至群学。
群学至高无上，是命脉之学，“惟群学明而后知治乱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齐治平之功”
。
[14]所以学习西方，最重要的是学好群学。
严复对西学的这种认识框架，很明显的是受了19世纪下半叶伟大科学运动的影响，主要是摄取了达尔文、穆勒、赫胥黎、斯宾塞等英国科学家、思想家著作中的养料。
[15]比较而言，刘师培虽对社会学（群学）十分看重并有一定认识，但对严复所言的其他学科则仅提及或时而引用，达不到这种认识高度。
仅就社会学而言，他也并未将其视为有修齐治平功效的科学，而只是把其进化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并使其与中国传统小学互释以改造小学。
从称呼的不同也许能看出这种差异之端倪。
严复将Sociology译为群学，给人以统摄众学之感；刘师培以及章太炎等人在多数场合下称其为社会学，未赋予其特殊意义，而且刘师培还曾说过：
Sociology迻以汉字，则为社会学，与Humanism之为群学者，所述略符。
[16]
Humanism汉译应为人文学，人文学包含广阔，将其理解为群学，似也不差，但说其与社会学“所述略符”
则系误解。
刘氏本不通英文，有此误解无足怪，但至少从中可看出他对Sociology一词的用法与严复有些差异。
总体来说，在对待西学的问题上，严、刘相较自然是严复占上风，但也要看到刘师培尚未做到圆融贯通的中西学交融之意义所在。
刘氏毕竟是国学大师，他之交融中西固受严复之影响，但也是因对严文持论感“犹有未尽”
而欲弥补之，相应来说是发挥了自己的长处，即以已之中学补严复中学之不足，使中西交融更坚实地立足于中国古典学术的基石之上。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严复是当时寥寥无几的翻译大师之一，他的教育背景和对西学的理解程度几乎无人能及，所以不具有普遍意义。
而刘师培对西学较严复为浅的理解，却恰好代表了当时多数士子接受西学的程度，因他们与刘氏一样，既不通外文，又受过多年中国旧式教育，差不多有共通的知识基础，尽管在具体知识领域内每个人各有短长，但明显具有共性。
在中国古典学术逐步与西学融合从而迈向现代形态的过程中，刘师培等人看似简单、肤浅的中西学比附因更具中国色彩和较易为人接受，可能恰恰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当然，严复建立现代新学科的设想也极有意义，两者的结合，无疑促进了中国古典学术向现代学术分科体系的转化。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借严、刘相较强调刘师培交融中西学术的意义，绝无贬低严复会通中西学术之意，只是觉得刘师培的知识背景、基础和结构在当时士子中更具典型性，有普遍意义。
而且作为经学家能如此接纳西学，这本身便凸显出学术转型的必然性，等于是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铺了路。
二、对学术转型的意义
西学进入中国，靠的是严复、马君武等一批翻译家作为桥梁才得以实现。
至于那些在国内靠中文译本接受西学的学者，其接受西学的方式和了解西学的程度因人而异，这取决于个人原有的知识结构、学术训练、领悟能力以及思想水平等方方面面的因素。
刘师培是典型的经学家，又是激进的革命派，故接纳西学时能兼顾这两种身份的需求，在了解《天演论》、《民约论》等为代表的西学新知和西方启蒙思想的同时，又以之解说中国经典，走出了一条交融中西学术的新路。
这方面的论述可以其《中国民约精义》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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