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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约精义》是刘师培民主革命思想的集中体现，通过它刘氏阐明了自己的民主政治观念，如政治制度是一种进化的历史现象，民主政治的基础是天赋人权，民主政治的体制是主权在民、三权分立，等等。
显然，这些观念非刘师培自创，基本是从卢梭《民约论》中搬来的，但与严复、马君武等人的直接译述和梁启超等人的系统介绍（如梁启超所作《卢梭学案》）有所不同，刘师培是从《周易》、《诗经》、《春秋》、《论语》、《孟子》等中国经典直到近人魏源、龚自珍等数十人的作品中辑录出与民约之义相关的议论，加以案语解说之，案语中处处可见卢梭《民约论》里的言论，实则是以《民约论》为代表的西方近代民主思想释中国经典。
如在释《春秋谷梁传》时，刘师培案曰：
《民约论》云：“当众相聚之时，公举一人为帝王，众意佥同则可。”
又云：“上古初民，纷扰不可终日宁，乃相约公戴一人以长之，后遂有君主之名。”
是上古立君必出于多数人民之意。
《谷梁》以称魏人立晋为得众之辞，得众者，即众意佥同之谓也，此民约遗意仅见于周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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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释《尔雅》时，刘氏又以训诂之例，再申此意，其案语曰：
林、烝二字，古籍皆训为众，如《白虎通》云：“林，众也。”
《尔雅·释言》云：“烝，众也。”
皆其确证。
而《尔雅·释诂》复训林、烝为君，可知古人之称君，与国家团体同意。
林、烝二字之训君，犹君之训辟也（见《白虎通》），此上世古义之仅存者。
且《尔雅》训君之义凡十字，而林、烝二字独冠于天、帝、皇、王之上，则以君为民立，为太古最初之义，而帝、天、皇、王之训，皆起于林、烝之后矣。
此可以破中国以君权为无上者之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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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援西入经”
的解经方式，固然属牵强附会，与经之本义相去甚远，但做此努力，一方面是使经典能够表达近代的观念，适应近代社会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使西学入中减少阻力，即套上经典外衣的西学，易于为饱受传统经籍教育的士人接受，所以不无意义。
刘师培以经学家之身令经学如此“现代化”
，不啻表明经学已在转型之中，以西释中或中西学术的交融互释，才是像经学这样的传统学问的更新之途。
进而言之，以解经（注释经典）的方式接受西学，自然是与经学家的学术训练和思维习惯分不开。
作为经学世家的传人，刘师培自幼起便受的是由小学以通经的专门化学术训练，其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即源于这种训练，正像他引用戴震之言所阐发的原则：
“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以渐求。”
……则欲通义理之学者，必先通训诂之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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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是之故，他之接纳西学首以小学诂训之，通过诂训吸收其“理”
，前述《中国民约精义》中的《尔雅》案语，便是最鲜明的例证。
还有前已提及的他将小学与社会学互释、以字诠史、名学与训诂相结合，以至于小学成了联结其“新学”
的纽带，这些都证明了其接受西学的方式是源于由小学以通经的基本训练。
这可谓是经学家或曰汉学家的接受方式，与理学家或曰宋学家的直接切入义理截然不同。
在这方面，不仅刘师培，章太炎亦然，[20]可见具有共性。
刘、章之后，沈兼士、罗常培等人继承了先师事业，仍把从语言文字与社会历史的关联入手解决问题作为治学门径，这方面的代表作有沈兼士《研究文字学“形”
和“义”
的几个方法》、《文字形义学》和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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