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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沈兼士发表《“鬼”
字原始意义之试探》一文，陈寅恪读后非常推崇，致函沈兼士说：
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
中国近日著作能适合此定义者以寅恪所见，惟公此文足以当之无愧也。
[21]
有论者认为：
读沈文当知陈氏“文化史”
的定义与太炎所见略近，其指谓大约即当考出文字本义及随历史发展而演变之各时代意义，这样可做到字义明则历史意义明，与过去由训诂见道的经学取向仍相类，但所欲明之“道”
却有了极大的改变。
[22]
的确，随着时代的变化，“道”
之内涵已有很大的不同，但自戴震以来的求“道”
方式却无根本性的改变。
刘师培所做的“援西入经”
工作只不过是随时代变迁而至的内容上的更新，即所求之“道”
需综合中西思想、学术方能得之，其所遵循的研究策略则仍为“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
。
然而如此一来，传统经学便很难有立足之地了。
内容上的改变，尤其是西学所代表的现代学科体系的进入，势必使经学分化瓦解，从庞大而混沌的知识体系分解到哲学、伦理学、历史学、文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各个具有鲜明现代特性的学科中，小学亦随之转化为现代语言文字学。
沈兼士、罗常培等人所做的努力乃至后来“文化语言学派”
的出现，便是这种学术转型的充分表征。
由此，刘师培所做工作的意义自是不可低估。
三、“好依傍”
的“痼疾”
西学东渐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人对西学的了解由浅入深。
刘师培所处的时代，正是西学刚刚开始成建制、成体系地进入中国的时代，中国学者对西学的理解还远未成熟，浅薄之病在在皆是。
所以，尽管是国学大师，刘师培仍不能免于此病。
前已言及，刘师培的交融中西学术，常有中西学两相比附之时，如“近世泰西巨儒倡明名学，析为二派，一曰归纳，一曰演绎。
荀子著书，殆明斯意。
归纳者，即荀子所谓大共也……演绎者，即荀子所谓大别也”
[23]；西汉时“国有大政大狱，必下博士等官会议”
，此为“上议院之制度”
，三老、啬夫诸官之设“即西国地方自治之制度也”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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